一、新来的教堂
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天津,是一座靠海河吃饭的码头城市。那时候,清朝此前已和外国签订条约,传教士得以在中国多地建教堂、传教。法国传教士来到天津,盖起了望海楼天主堂,还办了一所育婴堂,专门收养没人照顾的孩子。
可是在许多天津人眼里,这些教堂透着说不出的奇怪。按照条约,传教士和教会的事务不受中国地方官的直接管辖,信教的人打官司也和普通人不一样。有人看不惯这种特殊待遇,也有人觉得信洋教、不拜祖先,是忘了根本。教堂高墙深院,外人进不去,里面做什么,谁也说不清。
猜疑就像墙缝里的草,一旦扎了根,就很难拔掉。天津人看着育婴堂的大门,心里装着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那些孩子,进去以后都怎么样了?
二、越传越可怕的谣言
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中国人没见过现代医学,也不明白人死后尸体会怎样变化。社会上早就流传着一些吓人的说法,说洋人会挖人的眼睛、剖人的心,拿去做药。这类传闻不只在天津有,湖南、江西、扬州等许多地方都出现过类似的揭帖和传言。
教堂里的某些做法也容易被误解。仁慈堂会接收临终者,由传教士施洗;有人进去后不愿出来,亲属探望时又可能被分住在不同房间,久而久之便引起猜疑。每一件事单独看都有它的道理,可是在恐惧的人眼里,桩桩件件都像是证据。
谣言不需要证据,只需要有人愿意相信。它顺着街巷、茶馆、码头一路传播,越传越具体,越传越可怕。天津城里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
三、失踪的孩子和坟地的死婴
同治九年,也就是1870年,春天刚过,天津接连发生儿童失踪的事。有的孩子出门后再没回家,家长四处张贴寻人启事,哭声在街巷里此起彼伏。四五月间,这样的消息越来越多。
到了六月,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里三四十名孤儿相继患病死去。每天都有几百人跑到坟地围观。夜里,野狗把新埋的尸体扒出来,咬得残缺不全,看上去像是缺少了某些部分。
人们把这些事连在一起,得出一个可怕的解释:外国修女表面收养孤儿,暗地里拐孩子、害孩子,取他们身上的东西做药材。失踪的孩子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正被关在教堂里?这个说法没有任何证据,却正好回答了大家最害怕的问题。恐惧一旦找到解释,反而变得更加牢固。
四、一份被逼出来的口供
六月十八日,天津民间团体水火会抓住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还从他身上搜出迷药。人们严刑逼问:迷药是从哪儿来的?武兰珍受刑不过,为了脱身,随口把责任推给教会,说迷药是法国天主教堂给的。又有人向水火会报告,说夜里看见教堂有人往外搬口袋,怀疑里面装着死去的孩子。
六月二十日,武兰珍被扭送到官府,口供里还牵连出一个叫王三的教民和望海楼天主堂。零散的怀疑,仿佛一下子连成了一条线。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对洋教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天津知府张光藻不敢做主,带着几百人去见道台周家勋;周家勋也不敢处理,又带他们去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说传教士不可能拐孩子,用人体做药更是无稽之谈。民众不服,坚持说孩子还关在教堂里。崇厚只好约法国领事丰大业,安排双方当面对证。
五、对不上的口供
六月二十一日清晨,崇厚、周家勋、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带着几百人来到望海楼教堂。神父把众人接待进去,当面追问武兰珍:卖迷药给你的是教堂里的哪个人?在什么地方卖的?
武兰珍说,是个叫王三的教民,在教堂左侧的铁门边交易。可是众人一看,教堂的边门都是木门,根本没有他说的铁门和席棚栅栏;翻遍教堂的花名册,也查不到一个叫王三的人;把教堂里的人叫出来,武兰珍一个都不认识。他的指认,当场就站不住脚了。
神父又和崇厚商量育婴堂今后的处理办法。几位官员自知理亏,连连赔礼,退出了教堂。事情本可以到此缓一缓,可教堂外的人群没有散。水火会的人在煽动,闻讯赶来的流民和地痞越聚越多,人数达到上万。砖头飞起来,教堂的窗户被砸碎了。
六、枪声与大火
信奉天主教的中国信徒害怕出事,跑去向法国领事丰大业求救。丰大业怒气冲冲赶到崇厚那里,要求派兵镇压,两人争执不下。随后他又和知县刘杰冲突起来,局面彻底失控。丰大业和他的助手拔出手枪开火,打死了人。愤怒的人群一拥而上,把丰大业和助手也打死了。
枪声像火星落进了干柴堆。人群冲向教堂,扯烂法国国旗,放起大火。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和旁边的法国领事署被烧毁,连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英美教堂、西班牙天主堂、俄国教堂也遭了殃。传教士、修女、外国侨民和许多中国教民在混乱中丧生,破坏持续了三个小时。
对失去孩子的家庭来说,他们也许以为真相终于揭开了;可传闻里那些可怕的细节,究竟有没有根据,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人证实过。
七、开到海面的军舰
消息传出去,震动的不只是天津。几天之内,法国军舰开到天津海面,英国、美国等七国军舰也相继集结。七国公使一起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法国甚至要求处死天津的地方官,否则就要打进北京。
朝廷惊慌了。慈禧太后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此案。曾国藩当时年老多病,却不得不接下这个烫手的差事。他不愿和法国开战,先分别对英国、美国、俄国作出赔偿,把事情分开处理,好专心和法国谈判。
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是一道两难题:一边是军舰和大炮,一边是满城的愤怒和朝廷里主战的声音。无论怎么走,都会得罪一方。
八、曾国藩查案
曾国藩到天津后,发布告示责备百姓行事冲动,又把道台、知府、知县三位官员撤职。这个决定立刻招来骂声,有人骂他是“汉奸”。
但他没有只听一面之词。他反复核对武兰珍的口供,发现此人前后翻供,说受传教士指使也没有证据。他实地查看教堂和仁慈堂:所谓神秘的地窖,进去一看,只是存放煤炭的地方;仁慈堂收留临终的人做洗礼,人进去没出来,就被误传成被杀害;堂里房间多,亲属被分开住,长时间见不到面,也彼此以为对方遇了害;夜里掩埋死者,有时一口棺材装两三具尸体,样子和平常的丧事不同,却不能证明有人挖取器官。
查来查去,“挖眼剖心”始终找不到确凿证据。曾国藩认定,育婴堂并没有拐骗伤害孩童,这场大祸起于谣言和误解。
九、艰难的判决
法国公使罗淑亚再三要求处死天津的地方官,甚至发出最后通牒。曾国藩认为官员没有亲手杀人,不能处死;慈禧太后也反感法国的强硬,拒绝了这一要求。
但凶手必须惩办。清廷最终处死了一批为首行凶的人,另有二十多人充军流放;张光藻和刘杰被革职,发配到黑龙江;清政府赔偿损失,重建教堂,还派崇厚出使法国道歉。至于究竟处决了多少人,各种记载说法不一,有说十八人,有说二十人,后来李鸿章接手时又有改动,具体数字还需要更多材料核对。
判决公布,法国因为正忙着和普鲁士打仗,无暇东顾,接受了条件。可是在中国这边,骂声却铺天盖地而来。
十、骂名与教训
人们骂曾国藩对外软弱、杀人赔款,北京的湖南同乡会馆里,他的匾额都被砸毁了。曾国藩无处辩白,只说自己“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对外愧对舆论,对内愧对良心。不久,李鸿章接替了他。后来有研究者指出,这桩案子并非纯粹突发,谣言之外,地方士绅和官员也各有责任,而曾国藩只是执行者,并非最终决策者。
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二十多年后重建,1900年又在义和团运动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再度重建。房子塌了可以再盖,可猜疑造成的伤口,愈合得慢得多。
这段故事留给后人一个朴素的道理:遇到害怕的事,先要弄清事实;面对和自己习惯不同的人,要多问一句为什么,而不是让猜测代替答案。谣言能烧掉一座教堂,也能毁掉一个人的名声——弄清真相,永远比发泄愤怒更难,也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