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
京里坐着个不肯闭嘴的人
道光年间的大清，看上去还是老样子：宫里照旧早朝，衙门照旧点卯，读书人照旧抱着经书考功名。可这副架子底下已经发空——黄河年年修年年决，漕运、盐政处处是窟窿，南边海面上外国商船夹带鸦片一箱箱卸下来，白银又一年年往外流。官场上，“多磕头、少说话”成了保命的本事。谁要是指一指哪里不对，同僚先笑他两声，再绕着他走。
龚自珍就活在这样一个年月。他是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外祖父是治《说文》的大学者段玉裁，家里几代读书做官。他自小读经史，也爱读兵书、打听天下形势；二十几岁中举人，三十几岁中进士，留在京城做官。官不大，嗓门不小。他写文章骂因循守旧，骂论资排辈，骂得痛快，也骂得同僚见他就躲，背地里送他一个“狂”字。
他自己清楚。可他就是闭不上嘴。
万马齐喑
那时候讲人才，说的是热闹，用的是窄门。取士靠八股，做官靠资历和门路。龚自珍殿试之后，因为楷书写得不合程式，没被选进翰林院，此后多年只在闲散的衙门口打转。本事这东西，在那种地方称不出斤两。
他看得明白：天下不是没有能人，是能人上不来。规矩一环扣一环，把敢想敢干的人磨圆、磨钝，磨成衙门里一个点头的影子。议起事来，满堂的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先开口。
他有个朋友叫林则徐。道光十八年冬，林则徐受命去广东查禁鸦片，他写了一篇序送行。序里不写客套话，只劝朋友：鸦片要断根，就得防着人家动武；炮要备，船要备，守得住海口，才谈得上禁得住烟。朋友读得懂他的意思——这世道，光讲道理是不够的。
序送走了，人还在京城。春天一到，他做了个决定。
己亥年，出京南下
道光十九年，干支己亥，公元1839年。这年春末，龚自珍辞了官，雇一辆车出京，往南回杭州去。
走一路，写一路。过驿站写，渡黄河写，见田荒写，遇故人写。走到哪儿写到哪儿，攒成厚厚一摞。
也就是这一趟南行里，他写下那四句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九州，说的是天下。风雷，是能把大地震醒的那种响动。他说天下要活，得靠风雷；如今万马哑然，这才最可哀。天公是谁？是天帝，也是朝廷。他劝老天爷重新抖擞精神，别再守着一格一格的旧框框，把人材降下来。
写下这几句的人，刚刚丢了官。他把话托付给天，自己继续往南走。
可就在这时，海上的风已经起了。
一路向南，一路听见
龚自珍的车出京不久，过卢沟桥，沿驿道往南。车慢，消息更慢。他一路住店、打尖，听脚夫说河工，听店伙计说盐价，听地方小吏说今年又报了个丰收。可路边的树皮被剥过，逃荒的人背着破锅往北走。丰收在纸上，饥荒在道上。
他不急着赶路。每到一处，见碑就抄，见人问事。旧友劝他：官都辞了，还操这些心做什么。他答得直：官可以不做，话不能不说。同行的人听了，笑笑，也不接。晚清官场练出的本事，是把天大的事说成小事，再把小事说成没事。
可这年夏天，南边来的一件大事，堵不住众人的嘴。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林则徐到了广东，查禁鸦片。洋商交烟，一箱一箱往外抬，堆在虎门海滩上。林则徐下令开池，先撒盐，把鸦片倒进去，再浇石灰，让海水一遍遍冲。烟土在池里慢慢化开，前后毁了许多日。虎门（今广东东莞虎门）的老百姓挤在海边看，有人说这是林大人替天下人出气。
消息沿驿道往北传，传到龚自珍耳朵里时，他已经过了淮河。他听了半晌，没说话。他送林则徐出京时写过：要禁烟，就得防着人家动武。如今烟毁了，人家会善罢甘休吗？他提笔在纸上记下几句，又撕了。纸上说的，不如海上来的快。
万马之中，有一匹马先叫了
南行路上，龚自珍把诗稿一卷一卷收好。他写漕运，写河工，写读书人只会揣摩考题，写做官的人只会揣摩上司。他写得最多的一句意思，是天下不缺人，缺的是让人才上来的路。路被旧规矩堵死，再好的马也只好站在槽边，跟着别的马一起哑着。
他自己就是那匹不肯哑的马。殿试时楷书不合程式，翰林院的门就对他关上了；为官多年，只在闲散衙门里转。他不服，可服不服都得走。这回辞官，他没打算再回头。车到扬州，他遇见旧友，朋友问他往后做什么。他说：教书，写书，看天下事。朋友摇头：天下事，你看得再多，也管不了。龚自珍回了一句：看的人多了，总有人管。
这话说得硬，可夜里他也会想。他想起京城里那些同僚，议起事来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肯先开口。他想起林则徐临行前那张脸，沉着，像压着一块石头。烟毁了，洋人会怎样？海口备没备？兵船够不够？这些问题，他问过，也只在纸上问过。没想到，答案来得比他想的快。
风声比车声快
入秋以后，龚自珍的车到了江南。稻子黄了，运河上粮船挤成一条线。看上去还是太平年景。可茶馆里说话的人，声音都低了一截。有人从广东回来，说洋船在海上转，不肯照规矩具结；有人说林则徐在广东修炮台、备海防。还有人说，京里对禁烟的事，已经有人开始说软话。
龚自珍听着，不插嘴。他把这些零碎话记进诗稿，又把诗稿压在行李底下。他明白，自己已经不是官了，说话的分量轻。可他还是写：写海口要守，写人心要振，写朝廷用人别再一格一格地量。他写“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是求老天爷掉下几个能人，是求朝廷把眼睛睁开，把旧框框挪一挪。
一路上攒下的诗稿，后来数一数，三百一十五首，按干支取个名，就叫《己亥杂诗》。
车到杭州城外，他望见家门。家里人接着他，问他路上可平安。他说平安，把一路诗稿搬进屋。夜里他坐在灯下，听见院外驿道的马蹄声一阵一阵过去。海上的事还没有准信，可他知道，风已经从南边起来了。
定海破了，话也软了
转过年来，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夏天，英军从广东海面北上，攻陷定海，船队一路开到大沽口（今天津）外。海口离京城不过几百里，炮声没响到京城，京城先慌了。
主战的话一日少过一日，主和的话一日多过一日。有人说林则徐销烟惹祸，该办；有人说船炮不如人，先哄住再说。茶馆里、衙门里，话头都往软处走。先前拍桌子骂洋人的，这会儿改口说“慢慢议”；先前要练兵备船的，这会儿说“别把事闹大”。
这些话传到杭州，龚自珍听见了，心里发沉。他还没接着南边来的准信，只从过往客商嘴里拼出几块：定海那边打起来了，城没守住，船往北去了。他把听到的零碎话记在纸上，写几句，又停下。纸上写的，挡不住海上来的船。
海上来的信
信是几天后追到杭州的。送信的人满身灰，把信递到门口，只说了一句：定海那边，失了。龚自珍把信接过来，站在院里拆开。信纸薄，字迹潦草，是沿途换马递来的。上头说：洋船不肯具结，开炮轰海口，一路北上，攻了定海。定海城破，海口没能挡住。信末还添一句：京里已经有人把不是往林大人身上推。
他把信看了两遍，压在案上。送林则徐出京那天，他就说过：烟一毁，兵船必来，海口不可不备。话说在前头，事还是照旧来了。他在杭州住下，教书、读书、会旧友，可手里的笔停不住。南行途中看见的事——河工、盐价、逃荒的人、只会揣摩上司的官——全往纸上涌。那卷《己亥杂诗》就压在案头，写着“万马齐喑究可哀”。
写完，他把诗稿交给朋友抄。抄本比人走得快。
没过多久，京里的处置下来了：林则徐革职，发往伊犁。消息传到杭州，龚自珍在院里坐了很久，没说话。他在诗里劝天公抖擞，天公没有抖擞，倒先把肯办事的人推下了船。可他还在写：写海防不能只守一口，写兵要练，写百姓心里那口气不能散。他给朋友写信说，国事到了这一步，不是一两个人的错，也不该指望一两个人来救。
丹阳的秋天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他受聘去丹阳（今江苏丹阳）的书院讲学。地方清静，学生不多，他讲得认真。秋天一到，他忽然病倒，病得急，没几日就去世了，年五十。
走得突然，家里人只说他夜里还起身改过书稿。外头却议论开来，说什么的都有。这些话谁也拿不出凭据，最后都散在风里。
他死的时候，海上的仗还没打完。
诗比人走得远
抄本一份一份传出去。读书人抄那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有人抄在扇面上，有人讲给学生听。他自己没做过多大的官，没握过兵，没主持过一桩朝政，留下的只有话。可话有时候比人走得远。
“不拘一格”四个字，后来被人反复搬出来。破格用人，说起来四个字，做起来是一层又一层的门。门不开，喊也白喊。可这喊声没有白费：后来人讲选贤任能、讲广开才路，总要引这两句。
再往后，事就更沉了。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英国兵船开到南京江面，条约在船上签了。口岸开了，银子赔了，海防还是那道海防。虎门海滩上那些用盐和石灰化毁的鸦片，早已化尽，换回来的却是这样一纸文书。
而就在龚自珍身后两年，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有个连考几次都没考中的读书人，大病一场，醒来之后说的话，家里人都听不懂。他说的那些话，日后要搅动半个中国。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