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
江南书劫
1937年，全面抗战的炮声从北打到南。江南向来是藏书之地，苏州、杭州、南京、上海，一座座藏书楼里藏着宋元善本、明清抄校。谁知战火一到，藏书楼或遭焚劫，或因主人仓皇出走、生计断绝，再也维持不住。珍本一包一包从深宅大院流到市面，像决堤的水。 上海成了书籍汇聚之地。书商、藏家、掮客都往这里来。可在书页翻动的声音背后，还有一双双劫掠的手。1937年12月，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成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每到一处，便大肆掠夺。日本的“东亚同文书院”“满铁上海事务所”等机构四处活动；美国的哈佛燕京学社、国会图书馆等机构，还有一些权重多金的汉奸，也在积极搜书。郑振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再这样下去，江南的珍籍不是毁于火，就是流落海外。那时真有“史在他邦、文归海外”之忧。
书生守书
郑振铎是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上海危局中，他没有走。他清楚，自己一旦离开，许多书商、藏家就断了联络；留下来，随时可能遭日本人盘查逮捕。可他还是出门接洽书商，访书、论价、编目，几无一日停歇。有人劝他避一避，他只把话压在心里：民族文献，古书珍籍，视同性命，万分爱护；力之所及，决不任其外流。 但个人之力，挡不住整批整批的书散出。1939年底，郑振铎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联名致电重庆，要求政府拨款，抢救文化典籍。电报里没有豪言，只有急迫：时日迁延，古籍就要散亡殆尽。 重庆方面很快有了回音。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决定，先以中英庚会补助中央图书馆的建筑款项一百余万元进行抢救。钱不是小数，可要把它变成一包包书，还得有人在上海接头、鉴定、议价、藏匿。
秘密组织
1940年1月14日，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冒险从重庆辗转抵达上海，拜会张元济。五天后，蒋复璁、郑振铎、张元济、何炳松等人商定：成立一个专事抢救沦陷区古籍的组织。为避日伪耳目，对内称“文献保存同志会”，对外严格保密，只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购书。 原则也定下了：以收购藏书家的整批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则收购之，绝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国外。2月4日，郑振铎起草《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诸位成员签阅。张凤举与郑振铎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寿镛负责保管经费。每条细则都像一道门闩，要把书留在国内。 就在这时，第一批目标已经摆在桌上：玉海堂刘氏藏书。各方都在竞购，同志会手里握着经费，却不能声张；郑振铎要做的，是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把一批批书从散失的边缘拉回来。
玉海堂的第一批书
1940年2月，玉海堂刘氏的一批书要出手了。 消息传开，几家买主同时上门。郑振铎动身去谈，随行的还有张凤举。两人不能亮出同志会的名号，只说是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和商务印书馆涵芬楼要买书。名号是遮人耳目的，钱是真的，价还得一分一分往下压。压得太狠，书主转身卖给旁人；给得太松，经费撑不住几批。来回几趟，第一批书终于落到手里。 书进门，先请张元济过目。宋元旧椠、影宋抄本、名家校本，一册一册摊在桌上。老人看纸色，看字体，看藏书印，看到紧要处，半天不出声。他点头的，才算善本。 门路一开，书就跟着来。杭州胡氏、上元宗氏的书陆续议定，邓邦述群碧楼的一批也谈了下来。郑振铎白天奔走，夜里造册。每一部书登记版本、卷数、题跋、行款，哪里缺页，哪里补抄，一笔不落。
南边的暗线
上海在动，香港也在动。 叶恭绰在香港主持搜购广东一带散出的藏书。顺德李氏泰华楼、莫伯骥五十万卷楼、黄氏碧琅玕馆、徐信符南州书楼，一家一家谈下来，珍品数百种。南边一条线，北边一条线，各走各的，最后都要汇到一处。 郑振铎手里另有一件事：给书上印。收来的善本，卷首钤“希古右文”，卷末钤“不薄今人爱古人”。两方小印，一前一后。日后这些书散到天涯，认印便知来历。 南边的消息一桩桩传来，郑振铎心里既宽慰又发紧。宽慰的是又有珍本有了着落，发紧的是上海风声一天紧似一天，书多搁一日便多一分险。他始终把这些古书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只要力之所及，决不肯让它们散失。念头转完，他又低头去看新送来的书目。书还要接着买，路也还要接着走。 可就在这时，风向变了。上海的租界一天紧似一天，捕人的汽车夜里也敢开。整批善本堆在城中，等于把火种放在柴堆上。
三千八百个包裹
同志会商议：把书运走。运去哪里？香港。香港有大学，有图书馆，先避一时，等局势定了再作打算。 于是打包。善本一部一部裹油纸，编号，造清单，装进包裹，从邮局寄出。不走专车，不走码头，只当寻常邮件，一包一包地走。前前后后，三千八百个包裹，分批南下。 书进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架上排开，尘不沾，虫不蛀。清单锁在抽屉里，哪一箱经谁的手，写得明明白白。 上海这边，人还在跑，书还在收。郑振铎照旧接洽书商，照旧访书议价，只是每次出门，都要先看清街口有没有生面孔。 谁知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军的兵锋，直指香港。那三千八百个包裹，还在冯平山图书馆的架子上。
香港陷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兵锋南指，香港告急。冯平山图书馆的架子上，三千八百个包裹还没有启封。上海这边，郑振铎照旧出门，只是街口的生面孔越来越多。同志会的人心里都明白：书在上海是火种，在香港也未必是保险箱。 从1940年1月19日商定成立，到眼下，同志会走了近两年。蒋复璁从重庆来，张元济鉴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张寿镛管经费，张凤举和郑振铎跑采访。对外只借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书一批一批进来，又一包一包南运。谁也没想到，最后一道险关不在上海，而在香港。 12月底，日本陆军第23军攻占香港，随即搜掠冯平山图书馆。门被撞开，箱子被撬开，善本一捆一捆抬走。大多数书，没能留下。香港一失，南边的暗线断了。 消息传到上海，有人问郑振铎：“书呢？”他半晌才说：“被搬走了。”能做的只剩一件事：把账守住。可就在这时，上海租界也落到日伪军控制之下，经费断了，搜购行动只得停下。两年间收下的书，四千八百余部善本、一万一千余部普本，已经进了不同的库房；香港那一批，却落进劫掠者手里。搜书的人散了，账册没有散。
印与账
当初收书，郑振铎不只买书，还造册。每一部记版本、卷数、题跋、行款，缺页补抄，藏书印也描下来。卷首钤“希古右文”，卷末钤“不薄今人爱古人”。这两方印，原为日后认书；没想到先成了认劫的凭据。 书被劫走，账册还在，印还在。哪一部书该是什么模样，清单上写得清楚。后来追索，靠的就是这些纸上的字。书可以被人搬走，书目搬不走；印可以跟着书走，账却留在自己手里。 同志会当初收书，原则是收整批，劝藏书家不散售；不能不售的，才由同志会收下，绝不让它零卖，更不让它流到国外。这个原则，到了书被劫之后，显出了分量：一批书从哪里来，经过谁的手，记在一处，日后才找得回来。
书归南京
1946年6月，追索有了结果。被日军劫走的善本一百余箱，分批运抵南京，进了国立中央图书馆特藏组。从1946年6月到1947年2月，箱封一道道打开，书一册册点交。点交的人对着目录，看版本，看题跋，看卷首卷末的印。对上一部，登记一部。 香港那边，还有一部分善本留在库中。1950年，经叶恭绰、郑振铎联络，这批书运回内地，后来分藏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书从南边回来，路走了几年，箱子换了几道封条，印还在。 书回来了，可并不是全部。有的书页残了，有的整部不见。郑振铎当年编的目录，一页一页对着找，找回来的登记入册，找不回来的留下空号。空号不是空白，是证据：哪一部书曾经存在，曾经被谁收下，曾经钤过哪两方印，都写得明明白白。 书箱进了南京的库房，封条贴上，账册合上。可还有几部书，印记得清清楚楚，却迟迟不见归来。它们在哪里？下一段故事，从一枚小印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