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伏尔加河下游的新家园
在欧亚大陆的西部,有一条大河叫伏尔加河。17世纪30年代,蒙古土尔扈特部迁到这条河的下游,在草原上重新安家扎营。他们赶着牛羊逐水草而居,搭起毡房,在新的牧场繁衍了一个多世纪。
这段岁月并不算短。土尔扈特人始终保留着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方式、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对游牧者来说,牧场就是家园,家园又连着祖先传下来的规矩。沙俄政府却一步步伸进这片草原,企图控制汗王、限制部众,把原本自主生活的汗国变成受自己摆布的一枚棋子。
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土尔扈特人需要自由迁徙、选择草场,也需要保留自己的传统;沙俄方面却不断干涉汗权、挤压牧场,还把沉重的捐税压到每个牧民头上。草原看起来辽阔,能够退让的地方却越来越少。
二、接连不断的人质要求
18世纪40年代以后,沙俄政府向土尔扈特汗王敦罗布喇什提出蛮横要求:交出自己的次子萨赖作为人质,而且以后都要形成这样的惯例。对一个父亲来说,这道命令像一道阴影压在毡房上。
萨赖被带走后,长期受到幽禁。1744年,他在阿拉特拉罕死去。消息传回草原,部众记住的不只是一次死亡,更是沙俄对待汗王家族的方式:他们可以把亲族扣在远方,用恐惧代替协商。
此后,哥萨克移民不断进入相关地区,牧场受到侵占,东正教势力也向土尔扈特人的生活中渗透。宗教与习俗本是维系部族的重要纽带,如今却处处受到干预。土尔扈特人发出的“末日到了”的哀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三、故乡送来的问候
在沙俄步步紧逼的同时,来自东方的消息却让土尔扈特人感到温暖。自17世纪70年代起,清朝对每次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者都热情接待,恩赏有加。使者带回的不只是礼物,还有故土对远方游子的关怀。
康熙五十三年,也就是1714年,康熙帝派遣图理琛使团远赴伏尔加河流域,在阿玉奇汗的牙帐马奴托海探望他们。使团带来故乡的问候,也带来关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介绍。
阿玉奇汗向使者询问故乡的许多事情,还说出自己的感受:满洲与蒙古大率相类,想当初必定同源;蒙古人的衣服帽式与中国大致相同,俄罗斯却是衣服、语言都不同的国家,难以相比。这番家常的交谈背后,是土尔扈特人对故土长久的牵挂。
四、新仇旧恨压到顶点
到了18世纪60年代,渥巴锡成为新汗王。沙俄当局又要求他交出一个儿子做人质,并决定带走土尔扈特最高门第的三百个青年。旧日的人质之痛尚未消散,新的威胁已经来到眼前。
与此同时,俄国地主和农民侵占土地,牧场面积减少,汗王的权力不断受到侵犯,沙皇政府对汗国事务的干预日益加深。渥巴锡在东归途中写给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的信中,把众人的苦楚说得很清楚: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承担过这样沉重的捐税,所有人民都陷入动荡不安,因此不愿再受俄国统治,希望回到遵守共同法规的人那里和自己的故乡。
沙俄的高压政策是直接起因,清政府的礼遇构成有力推动,而对祖邦故土的文化认同,则像埋在心底的一根长线,把分散的思念连成共同的方向。渥巴锡与各部首领商定后,决定举族东归。
五、隆冬里点燃牙帐
1771年1月,伏尔加河下游正是隆冬。寒风掠过卡尔梅克草原,积雪映着初升的太阳。相传1月17日,渥巴锡在统一指挥下发动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东归正式开始。
渥巴锡率先点燃自己的牙帐,许多村落也随即燃起火焰,浓烟升上辽阔天空。烧掉身后的住处,意味着大家已经作出不再回头的选择。老人、妇女和孩子坐上准备好的马车、骆驼和雪橇,骑士在队伍周围护卫,一队接一队向东出发。
人们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全部东归队伍共有33360余户、16.8万余人。策伯克多尔济所属4000余户、2.1万余人,巴木巴尔所属2000余户、5000余人,舍楞所属500余户、2000余人,也汇入东归队伍。关于出发的日子,流传着两种说法,这个故事采用1771年1月。
六、追兵从身后逼近
起义的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女皇十分震怒,指责大臣们竟让整个部落在她信任的奴仆眼皮底下举行暴动,逃出俄罗斯国境,使王室蒙受耻辱。
沙俄政府急忙派军截击,却未能如愿拦住队伍。随后,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土尔扈特人带着家眷、牲畜和全部家当,不可能像一支轻装骑兵那样疾驰;追兵却可以沿着道路不断逼近。
队伍一面护住老人孩子,一面应对前方可能出现的阻截。沙俄方面还唆使哈萨克首领努尔阿里联合巴什基尔人发动袭击。草原上的牧场和牲畜本来就有争执,外部压力又把这些矛盾推到队伍面前,东归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七、冰雪与荒漠的考验
进入哈萨克草原后,队伍遇到的困难甚至比追兵更难应付。冬季狂风暴雪,给养不足;黄水草滩泥泞难行,戈壁荒漠滴水不见。长途行军中疫病流行,人口不断减少,牲畜成批死亡。
牧民的生活原本离不开牲畜。牛羊和马既能提供食物,也是迁徙时驮运、骑乘和拉车的依靠。牲畜倒下,不只是少了一份财产,还意味着行程更难维持。许多人只能徒步前进,队伍越走越慢,留在后面的人也越来越难跟上。
渥巴锡看到继续沿原路前进的风险,于是决定折向东南,向巴尔喀什湖西南沿岸前进。这个决定让队伍避开部分危险,却也带来新的风险:事先没有向哈萨克可汗阿布赉通报消息,双方在莫尼泰河流域发生冲突。渥巴锡最终带队成功突围,继续踏上东归之路。
八、绕过巴尔喀什湖
突围之后,队伍绕道巴尔喀什湖西南的戈壁,经楚河、塔拉斯河,沿沙喇伯勒一带前进。这里少有村落可以补给,牧民只能依靠随身携带的干粮和沿途牲畜。
行军途中,哈萨克小玉兹首领努尔阿里仍联合巴什基尔人不断袭击,给队伍造成损失。沙俄的骑兵团也在后方追赶,前后威胁始终没有消失。队伍只能在赶路、避战和突围之间寻找出路。
1771年7月,东归者终于抵达伊犁河畔。出发时有33360余户、16.8万余人,顺利到达伊犁的约只有一半。漫长的冰雪、荒漠和战斗之后,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离散,也是许多牧民再也未能回到队伍中的遗憾。
九、察林河畔遇见清军
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巡边部队相遇。几天后,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东归主力部队和家属。
可以想象那天会面的情景。伊昌阿和硕通到达时,渥巴锡坐在蒙古包正中,巴木巴尔坐在一旁。清朝官员走近下马,渥巴锡和巴木巴尔同时起身相迎,随后跪下请大圣皇帝万安,又询问将军大臣是否安好。
伊昌阿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会见参赞大臣舒赫德。渥巴锡当天便派舍楞告知,表示自己和巴木巴尔、舍楞等可以随时动身,第二天就启程前往伊犁。
重逢的喜悦里带着难掩的困顿。抵达者几乎丧失所有牲畜,很多人衣不蔽体、靴鞋俱无。时值夏季,西陲晨夕的凉风仍然袭人,面容枯槁的队伍饥寒交迫。他们回到的是祖辈故土,却必须先熬过眼前最急迫的饥寒。
十、赈济、觐见与安置
乾隆帝接到土尔扈特部抵达伊犁的奏报,写下诗篇赞许其归顺,并下旨“给良牧,安置水草丰美之地”。清政府从各地调拨物资,购羊一万余只、仓粮一万石,按人头分发给陆续抵达的各部,后来又拨专款采办牲畜、皮衣、茶米,安排专人送往新疆。
援助不只来自朝廷。新疆各地以及河北、陕西、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各族人民,也纷纷伸出援手,支援二十余万头牛羊马和价值二十万银两的物资。粮食、牲畜和衣物送到后,疲惫饥饿的土尔扈特部众得到救济,终于能够在故土的水草间重新生活。
1771年10月15日傍晚,渥巴锡抵达承德后赶往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帝。乾隆用蒙古语询问他的情况,两人在蒙古包里共进茶食。第二天设下盛宴,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诸部首领等八十六人参加。十天之后,乾隆帝又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并与他长谈。渥巴锡面述东归征程和祖辈历史,敕书后来一直由其后人珍藏。
安顿并不是把所有牧民聚在一处。清廷采取分散安置的办法,重要首领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和舍楞等不得居于一处。1775年,旧土尔扈特分为南、北、东、西四路,共十旗,安置在喀喇沙尔、库尔喀喇乌苏和塔尔巴哈台一带;舍楞所部另称新土尔扈特,牧于科布多布尔根河一带。
东归者终于在新的牧场安下毡房,留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卡尔梅克人则继续生活在那里。同一场迁徙,把人群带向不同方向。土尔扈特人回到被称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以分散的旗落重建家园;这段从大河走向天山北麓的归途,也由后来的讲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