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香山走出的少年
故事的主人公容闳,1828年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也就是今天珠海一带。山海相接的乡镇里,他先在澳门郭实獵夫人开设的塾中读书,后来进入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是位美国牧师,主张让中国学生直接接触英语世界。1847年初,布朗因妻子生病不得不返回美国,容闳、黄胜和黄宽便跟着他渡海求学。这一段经历,让容闳第一次把“到美国读书”变成可以亲身验证的道路。
在耶鲁大学,容闳继续学习,也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责任。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既然接受了这种文明教育,就应让后来的人同样受益。他希望把西方学术带进中国,使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这个念头并非一时冲动。还在大学尚未毕业时,他已经设想让更多中国青年赴美求学,把个人经历变成一项公共事业。
二、一个人先迈出第一步
1854年11月,容闳从纽约乘船回国。机会很快出现:1863年,他赴美国为江南制造局采购机器,1865年回国。采购任务完成得很漂亮,也使他得到曾国藩的信任。容闳没有把这段经历当作办完差事便结束。他趁曾国藩巡视江南制造总局时提出,可以在工厂旁边设立兵工学校,教中国学生学习机器工程的理论与实验,将来不必事事依赖外国机器和外国工程师。
曾国藩欣然同意。对容闳来说,这座兵工学校是留学计划的一次“小试锋芒”:先在国内训练懂技术的人,再想办法把更年轻的学生送出去。1867年,老友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容闳再次把完整设想讲出来,丁日昌大为赞成,还让他代写条陈。一个在地方任职的巡抚愿意为他的主张转呈奏章,说明这份方案已经不只是私人设想。
三、把愿望写成章程
容闳代拟的条陈很有条理。他建议先选一百二十名聪颖青年,分四批、每年三十人赴美,留学期限十五年;学生年龄以十二至十四岁为宜;还要派汉文教习同行,让年幼者在海外仍能兼习中文。经费则拟从上海关税中拨付。条陈还提出设立监督,管理学生的膳宿和入学等事务。
然而,从一封建议变成朝廷正式决定,中间还有许多关口。1870年12月,李鸿章致信曾国藩,请曾国藩把条款和经费安排得更周全,不要让计划半途搁置。曾国藩、李鸿章经过反复商议,终于在1871年8月联名上奏《选派聪颖子弟赴美习艺并酌议章程》。奏折经总理衙门复议、补充和修订,9月9日获清政府批准。
两位总督还回答了朝中一种常见疑问:既然在国内请西洋教师授课,何必远渡重洋?他们的回答是,只买器物难以掌握其中奥窍,必须亲临其地,才能看清原理与曲折,最终举一反三。这个理由说明,派遣幼童最初被当作一项求取实学、储备人才的国家工程。
四、第一批幼童启程
1872年2月,曾国藩、李鸿章再次合奏,明确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负责出国前培训,并列出翻译、教习和经费等事项。奏折呈上半个月后,曾国藩病逝。他把未竟事业托付给弟子李鸿章,李鸿章从此成为国内首要负责人。
清政府很快批准计划,任命陈兰彬为正监督,容闳为副监督。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三十名幼童由陈兰彬率领,从上海启程。他们横渡太平洋,在旧金山登陆,再乘横贯北美大陆的火车前往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此后三年,第二、第三、第四批幼童相继出发,四批官费生共一百二十名。容闳酝酿十多年的计划,终于从纸面变成驶向大洋的船队。
五、走进美国学校
幼童抵美后被分配到美国家庭寄宿。接待他们的家庭来自新英格兰一带,许多人愿意承担这份责任。孩子们适应得很快:他们克服语言障碍,在学业上表现突出,也参加体育和社交活动。到1880年前后,已有四十多名幼童进入美国大学;所给资料对其中就读耶鲁大学的人数有21名和22名两种记载,其余分布在哈佛、麻省理工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
他们在学校进步,也在改变日常习惯。美式服装、体育运动和与当地同学的交往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有人剪掉脑后长辫,有人接近或接受基督教信仰,也有人开始以美国式方式安排衣着和社交。这些变化本身并不等于“背叛祖国”,却与国内官员熟悉的成长方式形成了强烈反差。
六、计划内部的一道裂缝
其实,出国前就埋下了矛盾。章程要求幼童西学兼修中学,兼学《孝经》《小学》《五经》和律例等中文课程,还要定期宣讲《圣谕广训》。然而,被选中的孩子多出身贫寒,中文基础薄弱。到了美国,他们适应新环境的速度越快,对中文功课的兴趣就越容易减弱。
容闳认为这是自然现象。他觉得青年长期接受美国教育,言行举止自然改变,不应过分责怪;他把更多希望放在吸收西方科技文化上。陈兰彬以及后来的总办吴嘉善则强调中学不能荒废。肄业局内部因此不断发生冲突。1880年初,容增祥回国时向李鸿章反映问题;同年4月,李鸿章写信批评容闳偏重西学,希望他不要固执己见。到1881年2月,李鸿章仍在覆函中说自己曾再三致信劝诫。
七、来自美国的坏消息
计划还遭遇另一重失望。章程原说幼童升入美国中小书院后,基础学成便可拨入军政、船政两院继续学习。李鸿章等还商请美国公使照会美国总统,为中国学生入校争取与最惠国公民同等的待遇。然而,美方最终拒绝中国学生进入军事和海军学院。多次请求没有结果,这条原本通向专业深造的通道被堵住了。
国内此时也出现政治气候的变化。美国排华情绪上升,限制华工入境的呼声越来越强。1880年10月,清政府被迫与美国另订《中美续修条约》,实际废止了《蒲安臣条约》的有关条款。这个条约原本既是保护在美华工权益的外交依据,也是清政府派遣留学生赴美的法律依据。条约变动后,国内出现了解散留美事务所、撤回留学生以示抗议的主张,留美幼童的处境顿时更加困难。
八、弹章成为导火索
1880年12月17日,江南道监察御史李文彬上奏,把矛头指向幼童入教和出洋肄业局管束不严。他要求裁撤肄业局,并把入教学生一并撤回。朝廷接奏震怒,当天发出上谕,命李鸿章、刘坤一、陈兰彬查办洋局劣员,并对学生严加约束。
此时,肄业局内部的人事与分歧已经累积多年。容闳主张更全面地吸收西方教育,陈兰彬和吴嘉善更强调传统中学与纪律;李鸿章虽然曾支持留学,也在经费紧张、军校受阻、中文荒疏和排华气氛中不断动摇。1881年5月,总理衙门奏请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当日获慈禧批准。容闳四处奔走挽救,美方人士也努力游说,仍未能改变决定。
九、计划中途夭折
1881年夏,距离第一批幼童出发还不足十年,原定十五年的计划被强行停止,学生分三批遣返回国。当年秋冬,一百二十名留美学生中的九十四人回国,其中四十三人刚被大学录取。在耶鲁深造的幼童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完成学业;容揆和谭耀勋抗拒召回,留在美国读完耶鲁;李恩富和陆永泉被召回后,又重新返回美国完成学业。
回国并非意味着从此顺利。学生受到冷遇和压制,被押送着去衙门磕头请安,安置在年久失修、墙皮剥落的书院里。后来他们大多被派到铁路、船政、矿业、邮传等基层岗位,远离北京和政界。容尚谦回忆说,他们长期处在谎言、嘲笑和诽谤的环境中,待遇近似苦工。计划原想培养国家人才,回国后的现实却充满疏离。
十、种子仍然发了芽
撤回没有抹去这批少年在美国留下的痕迹。他们回国后参与中国早期的矿冶、铁路、电报等建设。詹天佑成为铁路工程师,后来主持京张铁路;唐绍仪走入外交舞台;梁诚成为驻美公使,并促成庚子赔款奖学金,使更多中国学生获得赴美深造的机会;周寿臣后来活跃于香港政商界。清华学校的前身游美肄业馆,也与后来庚子赔款留美事业相连。
至于计划为什么夭折,后人一直有争论。守旧派阻挠、美国排华与条约变动、幼童西化和中文荒疏、李鸿章态度摇摆,都能在材料中找到依据。更稳妥的结论是:这些因素彼此叠加,而清廷高层最终选择了召回。容闳的远行推动了许多人的人生,却没能让一项跨越十五年的教育计划按原定方向走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