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边的填词人
北宋年间,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是天下最热闹的城。汴河上船来船往,城里酒楼歌馆一处挨着一处。夜里灯一亮,琵琶声从这条巷子传到那条巷子,唱的多是新词。词是配曲子唱的,谁写得好,谁的名字就跟着歌声走。
柳永就活在这样的城里。他排行第七,人都叫他柳七。读书人该走的路只有一条:应科举,中进士,做官。柳永也走这条路,而且走得早,走得急。可他另有一门本事:填词。他坐在歌馆里听人唱,也替人写。他写的词句子长、铺得开,把一个人的满腹心事从头说到尾,不像小令那样刚起个头就断了。歌女爱唱他的词,因为唱得开,也因为唱得进人心。
相传汴京的歌女中间传开两句歌谣: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这话唱得夸张,可也说明一件事:柳永在歌楼里的名声,比在考场上的名声大得多。
名声大,未必是好事。
黄金榜上
礼部放榜那天,看榜的人从早站到晚。榜用黄纸写,叫黄金榜。榜上有名,一生就翻了身;榜上无名,只能收拾行李等下一回。
柳永去看过榜。他挤在人群里,一行一行找自己的名字,找到最后一行,没有。
他落了榜。
落榜的滋味,读书人都懂。有人回家关门再读几年,有人从此不再进考场。柳永心里那股气下不去。他不是没才,他的词汴京城里人人会唱;可到了考官笔下,那些词一句也不算数。科场看的是经义策论,不看你会不会替人写“杨柳岸、晓风残月”。
他回到住处,写下一首词,调子叫《鹤冲天》。词里他替自己分辩:这一回没考中,就当是偶然失手,不必看得天大;才子词人,本就是白衣卿相。写到末了,他把心里话摊开——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青春不过一晌的工夫,我怎么就舍不得丢开那点虚浮的功名,去换一杯淡酒、一段低唱呢。
这话说得傲,也说得苦。他不是真不要功名,是要不到,只好先把功名骂一顿。
词跟着歌声走
词一写出来就留不住了。柳永的词先给歌女,歌女唱给客人,客人散到四面八方。没过多久,《鹤冲天》在汴梁城里传开,酒席上有人唱,船头上有人唱,连无心赶考的少年也学着念“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没想到,这一首替他出气的词,会给他惹祸。
词传得有多远,嘴就传得有多快。有人说柳七这是看不上功名了,有人说他这是骂考官,也有人只当是一句好句子,唱完就丢开。可这词一路传,终于传进了宫墙里面。
那时坐在皇位上的,是宋仁宗。
宫墙里的歌声
后人传说,宋仁宗也听词。宫里宴饮,教坊唱曲,内侍从市井学来新调,闲时哼两句。相传,那天有人唱《鹤冲天》,唱到“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仁宗停住,问:“谁写的?”左右答:“柳三变,排行第七,人都叫他柳七。”仁宗把词要来,从头看下去。看到“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他眉头一皱;看到末句,眉头更紧。
后人又讲,仁宗想到科场取士,取的是肯守规矩、肯办事的人。一个落榜举子,词写得满城传唱,却把“浮名”挂在嘴边,还说要拿功名换酒喝。相传仁宗搁下词卷,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这话传没传过,后人各有各的说法,只是讲的人多了,倒像真有过这么一场问答。
这说法一传出宫,比词传得还快。柳永正在收拾书箱,准备下一场考试。朋友赶来传话,说外头都讲官家读了他的词,批了这么一句。柳永愣了半天。他不过是落榜后发牢骚,牢骚写完就完了;没想到一句牢骚,被人讲成了皇帝的话。
奉旨填词
柳永没有哭,也没有再上书分辩。后人讲,他找了个最省事的说法,把这事接住。他逢人便讲:官家让我去浅斟低唱,那我便是奉旨填词。传说里,他从此给自己挂了个名号——奉旨填词柳三变。
这话听着洒脱,里头是苦。奉旨填词,说得响亮,其实是把“考不中”三个字换了个说法。他越是把这话挂在嘴边,越说明心里那口气没咽下去。歌馆里的歌女不管这些,她们只知道柳七来了,新词就有了。她们唱得更起劲,传得更远。汴京城里,人们说凡有井水处,就有人唱柳词;歌女们还唱: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名声像汴河的水,涨得越高,越收不住。柳永的词从歌馆流到酒肆,从船头流到驿站。有人花钱求他写一首,有人只求见他一面。可这些热闹都绕开一个地方——礼部贡院。那里不考“晓风残月”,只考经义策论。
书箱又打开
柳永到底是个读书人。歌楼里再热闹,散了场还是一个人。他一面替人填词,一面又忍不住翻书。每到科场临近,他就把书箱打开;考完落榜,他又把书箱合上,回到歌馆。朋友们看他这样,劝也不是,笑也不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是舍不得功名,还是咽不下那口气。
可就在这时,他听说下一场科场又要开了。柳永把歌馆里的酒推到一边,回到住处,翻出积了灰的经卷。他对自己说,这一回只读书,不填词。谁知书才翻开,门外就有人来求新词,说歌女等着唱,客人等着听。柳永把书一合,又打开了门。
这样来回几趟,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哪一头是真,哪一头是赌气。科场一天天近了,他收拾好笔砚,准备下场。临出门,他把写好的词稿压进箱底,只带了经卷。可汴京城里,他的名号已经比他先走一步——考官们未必读过他的经义,却多半听过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永站在贡院门外,抬头看了看天。他提笔在卷首写下名字,笔尖停了一下。柳三变这三个字,歌女认得,皇帝也认得。这一回,它能不能让考官也认得?
榜上无名
柳永站在贡院门外,提笔写下名字。笔尖停了一下,还是落了下去——柳三变。卷子发下来,他先看策论题,心里有了数。他写治水,写边防,写吏治,字字规矩;写到诗赋,他顺手得几乎要把歌馆里的调子带进去,又硬生生收住。出了考场,他回头看了一眼贡院的大门,心里说:这一回总该轮到我了吧。
放榜那天,他从头看到尾,没有自己的名字。
落榜后,他听人议论过许多缘故:有人说他的词名太盛,有人说考官不喜他的调子,也有人说他运气不好。那些话都没有凭据,柳永听完,也不追问。他转身回了歌馆。歌女们围上来问新词,他笑了笑,说,外头既传他奉旨填词,那就填吧。可那笑,比哭还难看。他嘴上说得洒脱,夜里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自己写过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那是落榜后的牢骚,如今倒像一道符,贴在他身上,揭不下来。
改名的举子
又过了几年,后人传说,柳永把名字改了——不叫三变,叫永。后人这样讲:他不再逢人便讲“奉旨填词”,把旧稿锁进箱底,只带经卷进考场。这一回,卷首写的是“柳永”。传说中,考官们没听过这个名字,只觉得文章老练,取中了。
后人还讲,他后来中了进士,得了个清闲小官,每日与账册打交道。官不大,事也不多。他坐在衙门里,翻着旧账,忽然想起汴河边的歌声。那些歌女还在唱他的词,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唱“衣带渐宽终不悔”。他提笔想写首新词,写到一半又放下——衙门里的纸,写不出歌馆里的调子。白天看账,晚上填词,日子过得像两个人。闲差安稳了,可心里空落落的。他这才明白,功名是功名,词是词,两样东西在他身上缠了一辈子,谁也解不开。
井水边的歌
柳永到底还是写。公事办完,他就回到自己的小院,铺开纸,一句一句地填。他的词从汴京传到江南,从船头传到驿站。歌女们唱他的词,也唱那首歌谣: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他听着,心里不知是得意还是酸楚。他的词,歌女爱唱,文人却未必看得起。有人说他俗,可俗到极处,反而人人能懂。一首一首地传,传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哪首是写给歌女的,哪首是写给自己。
后来他死了。没有人为他立传。他的故事,只在歌女的口中和市井的闲谈里传来传去。可他的词没有死,一卷《乐章集》收着他一生的心事。井水边、酒肆里、船头上,还有人唱。唱的人未必知道他做过官,却都知道柳七。后人把“奉旨填词”从一句赌气的话,讲成了他一生的名号。有人笑他,有人怜他,可谁也不能否认:他把浮名换成了浅斟低唱,也把浅斟低唱唱成了另一种浮名。
柳永的词在井水边传唱时,西夏的骑兵正叩击边关。一个叫范仲淹的读书人,被派到了延州(今陕西延安)。他会在那里写下怎样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