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
北平城里的第六小组
1949年6月，北平。长江以南的仗还在打，解放军的队伍一路南下；北平城里，另一桩事已经开场。
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要办的事不少，最显眼的一件是：给一个还没有宣告成立的新国家，定下国旗、国徽、国歌。国还没立，门面先立。
筹备会在常委会下分了六个小组。第六小组专管这件事，国旗、国徽、国歌，还有纪年、首都，都归它管。组长是教育家马叙伦，组员里有清华大学的张奚若、钱三强。小组下面再分两个评选委员会，一个管国旗、国徽图案，一个管国歌歌词、歌谱。
会开了几天，议定一条：不关起门来自己画，向全国征集。旗子挂出去，全世界都看得见；歌唱起来，几万万人要张口。谁画的都不算数，大家点头的才算。
两千九百九十二面旗
1949年7、8月间，国旗和国徽图案的征集同时铺开。启事登在报上，稿子从四面八方寄往北平。
短短一个月，国旗应征图案来了两千九百九十二幅。铺开来满屋子红：有的在旗角排五角星，有的在红旗上添一两条黄杠，说是代表黄河、长江，还有的画上工农。评选委员一张张看，看到后来，眼光渐渐聚在一类上——红旗，五角星。
8月24日，第六小组开会专议国旗。梁思成先开口：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放，这样无风的时候也看得见。钱三强指着一幅白地红星的方案摇头：这样的旗没有显著特点，走到哪儿都认不出是代表中国，容易和别国相混。郭沫若拿出一幅带蓝条和星的图案，问这个怎么样。钱三强看了看说，我看改黄色好，我国的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话都说得在理，可谁也没把方案定死。会后，候选图案一批批往上送，还要再议。
落空的稿子
国徽更难。
1949年7月，《人民日报》登出国徽征集启事。稿子来了不少，各具特色，可一张张摊在桌上，评选的人看了都摇头——不是气派不够，就是不像中国。挑来挑去，一件也定不下来。
国旗、国徽、国歌三样都悬着，开会的人明白：光等天下人投稿不够，得请行家动手。全国政协出面，请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各出一队，拿国徽方案来一场设计竞赛。
清华这一队，组长是建筑学家梁思成，组里有林徽因、莫宗江、朱畅中、罗哲文……一间屋子，几张图桌，房子不盖了，国徽画起来。
国歌那边也是空手。第六小组设了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钱三强在其中。应征的歌词、歌谱一共六百九十四首，一首首唱过去，一首首议过去，屋里的人还是不点头：不是不好，是不够。礼炮就要响了，临时现写一首，来不及，也压不住场面。
就在这时候，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主意。
丰泽园里的一场争论
可就在这时，一件现成的东西被摆到了桌面上。
提出它的是画家徐悲鸿。他说，不必另作新歌了，有一首歌已经唱遍全国，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拿它来当国歌。这首歌1935年问世，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抗战的年月里，前线的兵、街上的学生、牢里的志士，都唱它。
话一落，屋里并不齐声叫好。有人不赞成。理由也摆在明处：歌词里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今大局将定，还把“最危险的时候”唱下去，合适吗？有人主张，曲子留着，词重新写过。
争到这里，事情往上走。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开座谈会，国旗、国歌这些悬着的事，一并坐下来谈。
张奚若把话说得很直：原歌词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不必改词。他还举了法国的例子——法国国歌的歌词也不温软，人家照唱不误。
周恩来接过话头，赞成保留原词。他的意思是，往后还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一句话，把“最危险的时候”从一句旧词，变成了一口悬着的钟。
两天之后，1949年9月27日，政协全体会议作出决定：在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正式制定之前”——这五个字留下了余地。这一留，就是三十多年。
一幅图变成一座浮雕
国歌定了，国旗也定了。同是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大会通过决议，以上海曾联松应征的那幅方案加以改进，作成五星红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都在这一面旗上。
旗的画法却出了岔子。原来的制法说明写得绕，尺寸、位置、角度绕成一团，工人照着做，容易走样。周恩来把胡乔木、梁思成等人叫来重写。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一面旗怎么画，也要一个字一个字抠清楚。
国徽还空着。
征集来的稿子不顶用，便请行家入场。清华大学营建系和国立北平艺专各出一队，比着设计。清华这一队由梁思成任组长，林徽因、莫宗江、朱畅中、罗哲文都在其中。屋子里的图桌，摆的不再是房子，是国徽。
1950年6月，政协讨论国徽图案。清华那一幅五颗金星的方案，和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小组那一幅彩色斜透视的天安门方案，都被看上。两组都被请回去，把对方的长处揉进来，再画。
随后传下话来：图案里要增加天安门和麦稻穗。
中南海的一次拍板
1950年6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徽审查小组会议。屋子当中摆着两幅图：一幅清华的，一幅中央美院的。
话分两头。有人说天安门画成斜透视，才见得出纵深，像站在广场上抬头看；有人说国徽要庄严，斜着看总不稳当，还是正面端方。争的是画法，底下争的是：这个新国家的门面，该是什么气派。
争到后来，意见落定。会议选定了清华的方案——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庄严典雅。
三天之后，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主持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会议，国徽图案付诸表决，通过。
图案有了，还只是纸上的。要挂到门上、嵌到石上，得把它从平面立起来。这桩活，交给了清华大学营建系雕塑教授高庄。
高庄对着图，越看越觉得有几处不顺手：线条该收的没收，该挺的不挺，做成浮雕，怕撑不住那份庄严。他动手改了细部。
谁知话传过来：图案已经批准，不该再改。
高庄没有把笔放下。他写了一封信，直接寄给毛泽东，把为什么改、改在哪里、改了对国徽有什么好处，一条条陈述。中央批了。
图样上的一笔一画，就这样从纸上站了起来。
泥稿上的最后一刀
高庄接到的是一张批准过的图。他要把它做成浮雕，挂起来，嵌上去。纸上看不出的轻重，一上泥就藏不住：线条哪里该收，哪里该挺，齿轮的齿距、谷穗的弯势、天安门的门洞，都得重新掂量。高庄动了刀，也动了细部。有人劝他：图已经批准，照做就是，何必再改？高庄说，国徽不是一张画，立起来要经得住看。他给毛泽东写信，把改动一条条陈明。信批下来，他才继续落刀。泥稿上的最后一刀，不是修饰，是让纸上的庄严变成石头上的分量。
从6月23日表决通过，到9月20日公布，中间隔了将近三个月。这三个月里，高庄对着泥稿反复修。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公布国徽图案及说明。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用金、红两色。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齿轮和谷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图样不解释自己，可每一处都摆在那里。
三样东西凑齐了
国徽一公布，国旗、国歌、国徽三样，总算凑齐。
国旗定得最早。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大会通过决议，以上海曾联松应征方案改进而成的五星红旗为国旗。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中国人民，象征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旗面定了，画法又出岔子：原来的制法说明写得绕，工人照着做容易走样。周恩来把胡乔木、梁思成等人找来重写。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一面旗怎么画，也要一个字一个字抠清楚。
国歌定得最曲折。征集来的歌词、歌谱六百九十四首，讨论时都觉得不理想。徐悲鸿先提出，用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有人不赞成，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已不适当，主张重拟歌词。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开座谈会。张奚若说原歌词有特定的时代意义，不必改词，还举法国国歌为例。周恩来赞成保留原词，说以后还可能有战争，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两天后，政协全体会议决定，在国歌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这一“之前”，留了三十多年。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出决议，正式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没改，曲没换，那句话也还在。
留下的不是图样
三样东西，三样来历。国旗是从两千九百九十二面应征图里挑出来、又改出来的；国歌是从抗战年月唱过来、争出来、留下来的；国徽是两组人比着画、周恩来主持审查拍板、高庄立起来的。每一步都不是顺水推舟：有人提意见，有人不让改，有人坚持要改。图样是结果，争论才是过程。
国旗争的是星大星小、靠角不靠角，国歌争的是改词不改词，国徽争的是斜看正看、细部动不动作。争完了，东西才立住。
可话说回来，图样定下，只是纸上的事。旗要升，歌要奏，徽要挂，还得看它们第一次一齐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是什么光景。那要回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那一天，旗怎样升起来，歌怎样奏起来，城楼上的人又怎样看着它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