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
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一百多年前，沿海的码头上，老辈人常常讲起这样一类故事——那些年里，外洋的货物一船一船地运进来，街面上摆满了东洋来的东西：洋布、洋火、洋钉、洋伞。看着是花花绿绿的好物件，可钱都流进了外国商人的口袋，本地的手艺人却一个个没了活路。故事的主角不是大官，也不是大将军，而是码头上的挑夫、街面上的小掌柜、学堂里的学生。他们没有枪，没有炮，手里有的只是脚底板和一股心气儿。
码头上的货物
那年春天，海船靠了岸。一箱一箱的货卸在码头上，堆得比人还高。搬运工人老周把麻绳往地上一撂，蹲在路边不说话。他身后还站着一群挑夫，谁也不动手。
因为前几天，街面上出了一桩事。一家卖外洋货的铺子，硬是把隔壁的本地布店挤得关了门。布店掌柜的闺女站在自家铺板前抹眼泪，说自家织的布，没人要了。
老周他们心里憋着火。
管事的来了，拍着桌子催着卸货，说误了船期要扣工钱。两个搬运工扛起麻袋往船上走，老周却横跨一步拦在前头。
“这货，我们不扛了。”
旁边人拉他的袖子，低声说：“硬顶要吃亏的。”
老周只说了一句：“吃亏就吃亏，总不能连骨头都软了。”
码头上僵住了。船老大在船上喊，管事的在地上跳，老周他们蹲成一排，就是不伸手。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又从头顶往西偏，那堆货一箱没少。
学堂里的风
码头上僵住的消息，像风一样刮进了城里的学堂。
学生们放了学不回家，聚在院子里商量。一个叫阿明的学生站起来，嗓门还不稳，话说得却清楚：“光不卸货不够，得让街上的人都明白这个理儿。”第二天，学生们写了纸条，举着上了街，站在铺子门口，一条街一条街地念。
没想到，头一天就碰了钉子。一家杂货铺的掌柜把门一关，隔着门板说：“你们这些娃娃懂什么？我进的货，本钱都压在里面，不卖，我一家老小吃什么？”
阿明站在门口，没走。他问了一句：“掌柜的，等哪天连你这铺面都归了别人，那时候您再想关门，还来得及吗？”
门里头没了声响。
风从码头吹到街面
阿明他们一连站了三天。铺子门口看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是学生，还有码头上歇了工的挑夫、裁缝铺的伙计、茶馆里跑堂的。
一个卖馄饨的老汉端了一碗过来，搁在阿明手里，说：“吃吧，不收钱。我儿子也在码头上扛包。”
可就在这时，街面上来了差人，说学生扰乱市面，见着举纸条的就撵。阿明和几个同学被追着跑了两条巷子，躲进一家茶馆的后院。茶馆的掌柜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碗凉茶，说：“喝完了从后门走。明天还去不去，你们自己掂量。”
阿明捧着茶碗，手还在发抖。他喝了一口，把碗放下。
“去。”
空柜台
阿明喝完凉茶，从后门出去，拐进巷子。当天夜里，学生们分头敲铺子的门，不喊口号，只递一张单子，问一句：东洋货，您还进不进？愿意答话的画个圈，不愿意的关门，学生转身就走。
没想到，第二天南街先动了。广货铺陈掌柜把洋伞、洋火、洋布搬到门口，堆成小山，站上台阶说：“从今日起，本铺不卖东洋货。先前进的，我认赔。”有人替他算账，说这一下要赔掉一大笔进项。陈掌柜摆手：“钱赔了还能挣，街坊的心散了，铺子开着也是空壳。”
当天下午，几家铺子跟着撤货。裁缝铺伙计把洋布卷塞进库房最里头，说等风头过去。风头却没过去。
码头上的人墙
管事的换了法子，从外乡雇人，想趁夜卸货。谁知天刚擦黑，码头上聚了许多人，挑夫、篾匠、卖菜的各自提着扁担竹筐，不动手，只把路堵死。
外乡挑夫一看，把绳子一撂，蹲到一旁抽烟。管事的问他们为什么不干。一个外乡人磕了磕烟袋：“我们也是靠肩膀吃饭的。人家不卸，我们硬卸，往后这码头上还有我们的立足地吗？”
管事的不言语了。那批货又盖上油布，夜里落了雨，油布上积着水，一凹一凹，像一排低着头的口袋。
街面上，学生摆一张方桌，谁家买了东洋货就记一笔，不罚钱，不骂人，只把纸贴到墙上。日子一长，纸贴密了，有人绕墙根走，怕见自己的名字。
可就在这时，城里最大的广货行放出话：过几日开仓，东洋货减价甩卖。掌柜姓吴，本钱厚，和洋行有来往。话放出去当天，就有人看见差人进了他的后门。
开仓那天
阿明他们聚在茶馆，谁也没先开口。老周裤脚沾着泥，把破草帽往桌上一扣：“货是他进的，价是他压的。街面上的铺子都让他挤垮了，往后这城里谁还听咱自己的话？”
阿明抬起头：“那就不光学生去。码头歇工的，铺子撤货的，都去。不砸铺子，不伤人，只站在门口，把他卖的东西一样一样说给过路人听。”
开仓那天清早，吴家排门还没下，街口已经站满了人。没人喊叫，没人挤。老周带挑夫站左边，陈掌柜带伙计站右边，学生站中间，手里抱着粗纸。
排门“哗啦”一开，吴老板走出来，笑了一笑：“各位街坊，今天开仓让利，价钱好商量，何必站在这里吃风？”
没人接话。阿明展开粗纸，念道：“东洋洋布，价比本地土布还低。可本地织一匹布，要经过多少双手？这些手都没了活干，洋布再便宜，拿什么买？”
吴老板眉头一皱，回头看了一眼柜台。价签新写，墨迹未干。
就在这时，街尾传来脚步声。几个差人拨开人群，站到吴老板身边。为首的扫了众人一眼：“聚众滋事，成何体统？都散了。”
人群低低骚动。老周上前半步，把阿明挡在身后；陈掌柜也往前挪，和小铺伙计站成一排。空气像绷紧的绳子。
阿明没有退。他把粗纸折好，揣进怀里，声音不大，却让近处的人都听清：“我们不走。就在这儿，等吴老板自己说一句——这仓，开还是不开？”
吴老板嘴张了张，没出声。差人头领的手按在腰上。街口的人越聚越多，前头的人谁也不肯让开。
可就在这时，江面上传来一声长长的汽笛。那声音又低又闷，穿过屋顶和树梢，一直压到街面上来。有人回头望，有人低声说：“又一船到了。”老周脸色一变，阿明猛地抬头——一艘装满东洋货的轮船，正朝着码头稳稳驶来。
江上来的船
汽笛又响一声，船靠了码头。街上的人先是一静，随后有人往江边跑。老周把草帽往头上一扣，招呼挑夫们：“走，看看去。”差人愣在原地，反倒被撇在铺子门口。
码头那边，缆绳抛上岸，管事的高声催卸货，喊了几遍，没人应。挑夫们蹲在石阶上，扁担横在脚边。舱盖开了又合，货一箱一箱码着。管事急了，掏出钱袋晃：“工钱加倍。”没人动。老周慢悠悠回了一句：“肩膀是我们的，卸不卸，自个儿说了算。”
太阳升到头顶，舱里的货一件没挪。船主在甲板上骂了几句，末了让人把舱盖重新钉死。船在码头停了半日，又鸣着汽笛往下游去了。
这一头，吴老板的排门半开着。他眼看着人往码头去了，铺子前的街却没散——学生把粗纸一张张贴在门板上，贴得齐齐整整。吴老板伸手要撕，手停在半空。陈掌柜在旁边说了一句：“撕了纸，撕不掉满城的话。”
一句准话
吴老板退回柜台后头，坐了很久。账房把账本摊开，一笔一笔指给他看：这货压着本钱，越放越旧；城里铺子撤了货，客人不进这条街；码头不卸船，他想转手也转不出去。账房低声说：“东家，货是死的，人是活的。”
天快黑时，吴老板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对满街的人拱了拱手：“今天这仓，不开了。东洋货我封进后院，等它自个儿发霉。”有人拍手，有人不信，追问：“往后呢？”吴老板停了一下：“往后我进本地货。土布、土瓷、桐油，街坊要什么，我进什么。诸位肯上门，我就开着；不肯上门，我关了也不怨人。”
阿明把怀里最后一张粗纸掏出来，递过去：“这张您自个儿贴。”吴老板接过去看了一眼，亲手糊在门板上。
差人头领站在旁边看了半晌，只说了一句：“都散了吧，天黑了。”人群慢慢松开，让出一条路来。
风过之后
风头过去了，事情却没完。头一个月，城里人买什么都先翻过来看底下的印戳；第二个月，有人图便宜，又悄悄去买减价的洋货；到了第三个月，街上新开的铺子挂出招牌，写着“本城土造”，价钱比洋货还高三成，生意反倒不错。
没想到，最先把生意做起来的是陈掌柜。他找来几个会织布的妇人，凑起几台旧织机，织出的布粗，颜色也不匀，可街坊都说：这布经洗。老周和歇工的挑夫也来帮衬，扛棉花、送布匹，一天挣得不多，肯干。
阿明这些学生，慢慢地不怎么上街贴纸了。他们改在夜里点灯看书，看的是算学、格致，还有从别处抄来的讲义。老周有回问：“纸也不贴了，你们这是不干了？”阿明说：“贴纸能让一船货靠不了岸，可造不出自己的一匹布。得学真本事。”
那年冬天，吴老板后院还堆着些货，油布上落了灰。他真没再卖。有人笑他傻，他也不辩，只把柜台擦得干干净净，摆上一排本地的土瓷碗。
再后来，城里人提起那年的事，说法就不一样了。有人说全靠学生领头，有人说全靠挑夫齐心，也有人说，是吴老板自己算清了账。谁说得对？也许各有三分。
只是那口汽笛，后来还响过很多回。每回响起来，码头上总有人抬头望一眼，再低头接着干活——他们心里都明白了：光靠堵，堵不住江上的船；要挡住船，得先造出自己的船。至于这条船怎么造、由谁来造，那是另一个故事了，得从一群背着包袱出远门的少年讲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