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
铁轨上的中国
一九二三年，中国南北之间有一条大动脉，叫京汉铁路。它从北京出发，过长辛店（今北京丰台）、郑州（今河南郑州），一直通到汉口（今湖北武汉）。那时的中国，北洋军阀各据一方，铁路是兵家必争的命脉，也是工人用血汗换饭吃的工地。京汉铁路工人每天要干十个钟头以上，忙时十四个钟头；一九一三年月平均工资只有八到十二元，工头还常找名目克扣。汉口江岸福建街一带的棚户里，住着三千多名铁路工人。日子苦，火气也在积。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专门领导工人运动。第二年一月起，中国出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十三个月里大小罢工一百多次，参加者三十万人以上。京汉铁路工人也动了起来：长辛店办起工人俱乐部，郑州、江岸的工会先后组织，江岸还聘了律师施洋当法律顾问。到一九二三年初，成立全路总工会，已成了工人们最要紧的一件事。
郑州城里的禁令
一九二二年四月，第一次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长辛店召开；此后又筹备两次。到一九二三年一月，代表们议定：二月一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江岸分工会选出林祥谦当委员长，项英当秘书，施洋继续做法律顾问。各站代表纷纷登车赴郑，匾额、贺礼、宣言都备好了。 谁知风声先传到路局。一月二十五日，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纭致电吴佩孚，要求阻止大会。吴佩孚是直系军阀，手握重兵，当即下令郑州驻军和警察拦阻。一月二十八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赶到会场郑州普乐园，当面声明禁止开会。代表们不服，一月三十日赶到洛阳找吴佩孚讲理。吴佩孚先推托，后来见了面，只说“保护劳工”，却不收回禁令。代表们连夜回郑，议定：会，照开。
普乐园的汽笛
二月一日，郑州普乐园门口军警林立。林祥谦、杨德甫带着代表冲破阻拦，进到场内，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会刚开完，军警就包围会场，强行解散，夺走“京汉铁路总工会”大匾和各界送来的匾额，又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所，把代表赶回旅馆、封锁出入。 可就在这时，总工会执委会连夜秘密开会，决定把总办公处迁到汉口江岸，从二月四日起全路总罢工。罢工开出五条：撤革赵继贤、冯纭，查办黄殿辰；路局赔偿成立大会损失；撤走郑州分会驻军、送还匾额并道歉；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二月四日上午九时，林祥谦在江岸下达罢工命令。工人用“耳聋眼瞎，无食可求”作暗号，拉响汽笛。京汉铁路十六个工会、近三万人一齐行动，到中午十二时，军车、客车、货车全停，京汉铁路全线瘫痪了。
瘫痪的干线
二月四日正午过后，京汉铁路像被抽了筋。长辛店（今北京丰台）的调车场空着，郑州（今河南郑州）站台上的货堆成小山，汉口江岸（今湖北武汉）的机车库只剩熄了火的锅炉。军车、客车、货车一律不动。军阀要调兵，电报拍到站上，回话只有一句：车开不了。这条线一断，北边的兵南下、南边的粮北上，都卡住了。站台上有人急得跺脚，工人却不乱：该守的守，该巡的巡。 罢工不是撒手不管。十六个工会分头行动，纠察队守住道口，宣传队到工棚里讲理，林祥谦在江岸坐镇，项英沿站联络，施洋替工人写文告。近三万人一条心，站里站外秩序不乱。路局先派人来劝，许愿补发工钱，又放话要开除领头的人。工人回得干脆：总工会的匾不送回来，五条不应，车就不开。
洛阳来的压力
消息一层层往上走。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纭急得团团转，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也怕担责，电报一封接一封送到吴佩孚案头。吴佩孚先前说“保护劳工”，这时却把铁路看成命脉：南北兵力调动，全靠这条线。他一面派人传话，说有话好商量；一面下令沿线军警加岗，盯住工会，逼工人先复工。吴佩孚手里有兵，最怕号令不灵。他让手下放风，说只要先通车，什么事都好谈。工人不接这个话：条件不答应，一趟也不开。 总工会不吃这一套。五条摆在桌上：撤革赵继贤、冯纭，查办黄殿辰；路局赔偿成立大会的损失；撤走郑州分会的驻军，送还匾额，赔礼道歉；星期日休息，工资照发；阴历年休假一星期，工资照发。代表把条件递上去，等的是回话。没想到回话没等来，等来的是军警调动：长辛店、郑州、江岸三处，岗哨一夜之间多了，盘查也紧了。
江岸的风声
汉口江岸福建街的棚户区里，三千多名铁路工人住得挤，心却齐。白天，家属把饭送到工会门口；夜里，纠察队提着灯沿铁路巡查。林祥谦、项英、施洋几个人关起门来议事，知道硬碰硬就在眼前。项英把各站消息一条条记下，施洋把五条又誊清一遍，准备再递。有人劝：先避一避，留得青山在。林祥谦摇头：路是我们开的，车是我们修的，这一退，往后的日子更没法过。 可就在这时，江岸站外传来整齐的脚步声。军警沿街布岗，盯住工会方向。郑州、长辛店的电报也到了，说那边同样被围。总工会的牌子还挂着，汽笛却已经不再响。棚户里，老人孩子都听着外面的动静，没人睡。工人们守在道口，等着下一步。谁也不知道，先来的会是谈判的人，还是军警。
谈判桌旁的压力
先来的是谈判的人，可话里带着威吓。
二月五日，路局派人到江岸传话：只要先开车，工钱、条件都好商量。工人回得干脆：先撤岗，先送匾，先放人。当天起，军警沿街抓人，工会骨干一个接一个被带走。郑州那边，军队占了分会会所，把看门的人赶了出来；长辛店的工人被围在厂里，进出都要盘查。三处情形一个样。总工会的话只有一句：五条不答应，一趟车不开。
纠察队把守道口，家属照旧往工会门口送饭，饭桶常常被踢翻。有人把林祥谦的家小送回乡下，他没走，只把工会的印章和名册交给人收好。
谁知第二天，湖北督军萧耀南下令限时复工，逾期拿办。军警开进江岸，把工会围了个严实。谈判的桌子还摆着，桌边已经站满军警。各地工会、学生发来通电声援，通电挡不住军警的步步紧逼。
二月七日的江岸
二月七日下午，江岸车站。军警奉命逼工人复工，工人不放车，也不退。军警动手镇压。
纠察队长曾玉良带着人挡在道口，手里只有道木和铁棍。冲突从站台蔓延到街口，家属在铁栅外喊人，被军警挡了回去。人群冲散，有人受伤，有人被捕，也有人不幸牺牲。抓到的工人被一串串押到站台，逼着去生火、去挂钩、去开车。没人动。
林祥谦被军警押到车站电线杆旁，反复逼问：上不上工？他答：不上。再问，还是不上。林祥谦不幸牺牲。
同一天，郑州、长辛店的工人也遭到武力镇压，被捕的、牺牲的都有。二七这一天，从此成了中国工人心里的一道伤。
难忘的名字
几天后，施洋在武昌被捕，随后不幸遇害。他是铁路工人的法律顾问，替工人写状子、写文告，在法庭上仍旧高声讲着工人该有的那份理。江岸福建街的棚户区里，家家挂白。项英几个人分头散去，把没被抓的人重新联络起来。
罢工被压了下去。京汉铁路总工会被查封，沿线工会解散的解散，领头的人被开除、被通缉，车又开了。被抓的人被押上火车，那正是他们自己修的车。军阀以为拔掉了这根刺。各地工会一时冷了下来，做工的人却把二七记在了心里。
可刺扎得太深。消息顺着铁路传出去，从北到南，一个站传一个站。不出几年，北伐的军队沿着这条铁路北上，沿途送水送饭、抬担架、探消息的，还是这批人。
京汉铁路的机车后来又重新开动，江岸站照旧人来人往。可这条线上发生的事，不是一块匾、一次罢工那么简单：近三万人肯为五个条件一同停下火车，这份心气一旦有了，就再没人能当作没发生过。倒是中国的路该往哪儿走，这道题，才刚刚摆上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