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查观测的工具
元朝沿用辽、金传下来的《大明历》,日子久了,推算与实际天象渐渐不合。刘秉忠曾建议修历,却未能等到这项工作展开。至元十三年,朝廷命郭守敬、王恂率领天文官员测验、推算,张文谦、张易主持奏报,许衡也参与其中。
郭守敬先前做过水利工作,提出过河渠治理方案,也奉命查看可以通舟的水路。参与改历后,他提出,历法的根本在测验,要做可靠的测验,先要有合用的仪器。
他检查现有器具,发现司天浑仪是宋代在汴京造的,搬到大都,并不符合这里的天度;测日影的表石又因年深而倾斜。旧仪器还摆在那里,却不能直接拿它的读数当作新历的依据。
郭守敬逐一考察这些不足,移正位置,又另选高爽的地方,搭起多层木棚,创制简仪、高表,把新旧观测拿来反复比较。改历的工作,先从重新安放、制造测量工具开始了。
圆环转动起来
观测天空,既要找到目标,也要读出它的位置。旧仪器的环架会挡住一些观测方向,郭守敬改造结构,制成便于使用的简仪。
这件仪器不是一个不能动的圆球。四游环可以向东西转动,也能向南北俯仰;用来瞄准的窥衡装在环中,跟着调整。观测者对准目标,再读取环上细刻的度数,记下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
郭守敬还处理了转动不顺的问题:在百刻环上平放四根圆轴,承托赤道环,让它转动时少受涩滞的阻碍。环上既有刻度,也有用来对准的线,旋转与瞄准、读数要互相配合。
仪器安得平不平,也不能只靠眼睛看。简仪底座周围有互相连通的水渠,可以注水校平。高低、方向、转动这些环节,都得先处理好,细刻的读数才有可依靠的基础。
他又制作浑象,把简仪测到的位置标在球面上,校验它们与黄道、赤道的远近关系,再与计算相参照。观测所得没有孤零零地停在一串数上,还要放到同一个模型中比较。
另有一件仰仪,铜制的外形像一口大锅,内面画着天体度数,安放在砖台上。它让观测者俯看器具中的光像,与举头透过窥衡观测的办法不同,成为互相参看的另一种工具。
高表遇到模糊的影子
测日影是另一项重要工作。表立得太短,影子上细小的长短差别不容易分清。郭守敬使用高表,在顶端架起横梁,横梁到地面量影刻度所在的圭面共有四十尺,比传统的八尺表高得多。
刻度可以随之展开,影子却出现了新的麻烦:表高了,投下的影子虚淡,边缘不够清楚。量得更长,并不等于马上就量得更准,还得看清究竟量到了哪一处。
郭守敬为此制作景符。它是一片带小孔的铜片,装在可开合的支架上。观测时移动、调整它,让日光穿过小孔,在下面形成很小的光像,横梁的影子显在其中,便于确定量影的位置。
高表的横梁上还设有水渠,可以校平;横梁和表上穿孔系线、悬挂重锤,用来取正,防止倾斜。原先表石年久倾侧的毛病,在新器具上有了具体的检查办法。
太阳的影子有了景符,星月的观测又有别的需要。他还制作窥几,在几面中间留出长孔和细分刻度,配合表梁,在星月到一定方位时观测、记录。不同的测验难题,推动着不同器具的制作。
使用窥几时,观测者要等星月来到正中的位置,从几面下面仰望,以表梁南北作为标记,取量细小的刻度。远方的人同日也作测量,留下的数值再用来推求星月高低;地方不同,测量却需要能互相对照。
先把南北方向定下来
仪器造好了,安放的方向也要确定。郭守敬制作正方案,在案面画十字和一道道同心圆,四周开出水渠,中间立起量影的小表。
使用时,先把方案放在平地,往水渠注水,查看是否平正。日影进入外圈以后,观测者便在案面标记;影子稍移,又作一个记号,直到它从另一边走出外圈。
随后,把同一圆周上的入影、出影记号用线量取,找出中间的位置,用来确定南北方向,再反复查看其他圆上的标记。南北定正,东西也就有了依据。
这件工作也不能一次看过就算了。不同节令,取用靠外或靠内的圆圈各有讲究,还要接连几天核对。郭守敬把定方向、校平和测天连在一起,让安放仪器也成为测验的一部分。
把测验扩展到远方
至元十六年,改历机构改为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任同知太史院事。郭守敬呈上仪表式样,在皇帝面前逐件说明其中的道理,一直讲到天晚。
他接着提出,只在一地测量还不够。不同地方,日月食的时刻、昼夜长短和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高低都会不同。眼下测验的人手不多,可以先南北立表,测量日影,取得能互相比较的记录。
建议获准后,十四名监候官分路出发。观测范围东至高丽,西到滇池,南过朱崖,北到铁勒,共二十七处。郭守敬还为四方测量的人制作了可以使用的仪器。
各地留下的记录并不相同。同是夏至,南方测点与北方测点的日影、昼夜长短各有区别。在大都,夏至的白昼记为六十二刻、夜晚三十八刻;更北的铁勒,白昼记为七十刻、夜晚三十刻。
这些不同,正是远方测验要带回来的材料。改历者不能把一个地方的昼夜时刻,原封不动地搬到所有地方。
把一天天的记录核对
新的仪器和各地测验,最终都要进入历法推算。郭守敬与同伴从立冬后开始逐日测影,将冬至前后的日影配对比较,寻找相应时刻;接下来的几个冬至,也继续测验,检查前后是否相合。
他们又把几年里太阳的位置、月亮的运行和日月食的记录放在一起考验。有时用星的位置测月亮,有时凭月亮推求太阳,也用星的观测来核对太阳的位置,并不只依靠一种记录。
有关太阳位置的推求,前后三年留下了一百三十四事,还与月食核对。一次看见某颗星、某个月相,并不足以代替这些接连积下的测验;记录的时刻与位置,都要进入相互校验的过程。
材料也不是越多越好。关于月亮运行的一组记录共有五十一事,他们先除去不真实的,再使用留下的三十事进行比较。观测所得还要经过挑选、核验,才能参与推算。
二十八宿的度数也需要重测。旧数中有些细小余分只是人为迁就,并非实测。新仪器刻出了细分,他们依测到的结果记录,不再为了凑合旧数而改变它。
日出、日落和昼夜时刻,则不能再一概按汴京的标准计算。他们依本地的条件重新推求。修正冬至、校验日月位置、测星与核昼夜,这些工作一起组成了新历的依据。
新历终于颁行
至元十七年,新历告成。郭守敬与同伴共同上奏,交代考正了哪些数值,又创立了哪些推算办法。多年积累的测验结果,从仪器上的刻度、案头的记录,进入了新历书。
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快慢并不相同,也不能处处照一个固定步子推算。他们分别处理太阳运行的盈缩、月亮运行的迟疾,又研究黄道、赤道之间的换算,让推求出的结果与实际测验相互验证。
朝廷把新历命名为《授时历》,在这一年冬天颁行。它是郭守敬、王恂、许衡等人共同参与的成果,并非一个人独自完成。从检查旧仪器到造新器具、外出测验,再到反复推算,原先不能直接照用的旧数终于有了新的依据。
颁历以后仍在整理
历书颁行,并不意味着所有工作都已做完。后来王恂去世,推算的方法和配套数表仍没有全部形成定稿。留下来的不仅有成功的结果,还有待分类、校齐的材料。
郭守敬继续编次篇类,整理细小分数,把推算办法、数表、历议等分别成书。至元二十三年,他继任太史令,又向朝廷呈进。仪器法式、冬夏至日影以及星月测验的记录,也分门别类保存在官府。
一部新历书,背后连着一系列可以继续查验的工作:工具怎样安放,观测怎样取得,哪些记录应当舍去,推算怎样与天象对照。郭守敬没有在新历颁行时停下,还要让这些方法和材料留存下来,供后来的人接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