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曾走过科举的道路。1863年,他考中进士第三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探花,随后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后来,他在湖北办理地方事务,兴办学堂;这一次,要安排的不只是读哪些经书,还有教师、课本、校舍和经费。
一、旧书院添进新功课
张之洞到湖北后,创办两湖书院。书院仍教经史,也兼教舆地、算学、图绘。舆地关心山川和地域,算学研究数目与计算,图绘则要动手画图。旧学问没有撤去,新的课程已经进入书院。
湖北又陆续添设自强、农务、工艺等学堂,延聘中外教习,分别教授不同学问。到了1898年,几所书院在经史之外,又分教天文、舆地、算学和兵法。湖北官员端方到任后,也与张之洞一起到校考课,推动各门课程。
几所书院和学堂有了基础,但开办更多学校,需要另作安排。一个地方有擅长某门学问的教习,还不等于各府州县都能找到合适的教师;书院里已有的房屋,也不一定合乎新课程的需要。
二、改学堂,不能只改名字
1901年,清廷下令把各地书院改设为不同层级的学堂。诏令传到湖北,张之洞和端方督促地方官员筹办省城学校,也通令各府州县办理中小学堂。此前几处书院的尝试,要向更多地方推开。
湖北派员生分批前往日本,考察学校章程、课程和管理办法。学习别国的办法,还要考虑湖北能拿出多少财力、已有怎样的基础。筹办者没有把各类学校一齐并成一所,而是分别安排普通学、师范学和农工等专门学问。
从哪里开始,成了一道要紧的问题。若想让更多孩子进小学,先得有人教课;若没有打好基础,就让学生直接读更高一级的课程,也容易使学习接不上。师范学堂于是被摆在办学的急务之中。
三、先准备能教课的人
湖北已经选派三十一名优等学生前往日本,专门学习师范。同时,省城筹设师范学堂,为中小学培养教员。眼前急需教师,便先办速成师范,再准备逐步发展更高程度的师范教育。
教人也有专门的学问。师范课程在普通功课之外,加入教育学、卫生学和教授法等科目。筹办者延请日本师范教员担任总教习,也安排熟悉湖北书院、考察过教育的人员管理学堂。
只学道理,还要练习怎样教课。东路小学被安排在师范学堂旁边,交给师范学生教课,作为教学实习。培养教师与开办小学,在这里接到了一起。三十一名留学生只是这项安排的一部分,并不是全省师资已经备齐了。
四、把旧房子改作课堂
省城先安排东、西、南、北、中五所高等小学堂。中路利用旧保甲总局改造,南路利用原工艺学堂,北路、西路也分别调整旧衙门的房屋,东路则附在师范学堂旁。为了腾出地方,有的原办公机构还要另迁。
不过,屋里能坐人,不等于适合教课。新建和改造校舍时,要注意水土、空气和光线,也要让讲堂大小合宜,减少旁边声音的干扰。理化试验的房间、绘画地图所用的几案,还要另作布置。
各学堂还要安排自习、吃饭、休息、养病和存放图书器具的地方。已经建成的房屋若有不合适之处,仍要修改;有的学堂先借地方开办,之后还需迁移。筹定了校址,并不表示每处校舍都已完备。
按入学办法,这批高等小学先招十一至十四岁、已有读经和写字基础的学生。小学生年纪较小,寒暖起居仍由家庭照顾,不住在学堂里;中学以上学生则安排住校,便于统一管理。
五、不同的功课,需要不同的地方
小学课程里有读经、中文,也有算术、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和体操。普通中学再增加外国语文等课程。各级学校有各自的功课、年限和入学安排,不能只换一块招牌,就让原来所有学生读同样的内容。
专门学问也要有相应的学习条件。农务学堂安排迁到城北,与试验场相近,分教农桑、畜牧、森林等学问。试验场利用修堤后涸出的官地,圈出二千亩充用。学堂与场地靠近,是这套办学安排中的一项具体事情。
工艺学堂则改设在旧江汉书院,分教理化、机器、制造、织染和建筑。两处学堂原有的学生当时尚未毕业,新的学制又把预科、正科的学习分开。筹办者写下的是课程与年限的安排,眼前还不能把这些安排当成已经培养出的大批人才。
外语学习也分方向。文普通中学兼习英、日文,武普通中学兼习德、日文。另设的方言学堂教授英、法、德、俄、日本五国语文,也教地理、历史、算术和交涉等课程,重点放在对外交涉。这里的“方言”,指的是各国语言。
有些年纪较大的读书人,受年龄和精力限制,不能按普通学堂规定的课程和体操要求学习。湖北便把原经心书院改作勤成学堂,挑选经史和中西政艺中有用的书,供他们讲习讨论,不分科目,不定年限,不限名额,再由官府分期考课。
已经做官的人也有要学的内容。湖北在原教吏馆内添设仕学院,让本省官员学习中西政事,请熟悉有关学问的中外教习讲授。课程里既有湖北地理、水利,也有法律、财政等,按办理政事的需要来安排。
六、老师还得准备课本
课开起来,课本从哪里来?中国旧书很多,可适合新课程、能够按年限学完的教材,并不容易找。有些需要另行编纂,有些需要翻译。只把各种书堆进课堂,学生仍未必能够顺着课程往下学。
两湖书院的专门教习就着所讲内容,逐日编译,作为课本。新课书还没有备齐时,湖北先取旧时课本,斟酌修补使用,再把一些已有书籍和地图发交各学堂,供讲授和教员参考,等新课书编成后再颁发。
翻译也不是照着外文逐字搬过来。动植物名称要尽量采用本地已有的名字,先讲熟悉的,再讲少见的;地理内容要顾及中国的情形,文字还要明白通顺。原有译名可以参用,不能为了换新名词,反而让人难懂。
课堂之外,湖北又设置全省学务处,统管各地学堂、课程和人员等事务,并附设编译局。课本、教师和学校的安排,有了可以集中筹办的地方,但新课书的编订仍要继续。
省城和府州县的官办学堂、民间自设的学堂,以及出洋游学学生,都纳入学务处的考察。程度不同的学校,分别制定章程;同一程度的课程和管理办法,则要协调。曾在湖北讲学多年的梁鼎芬,也被委任统理文学堂事务,联系各处安排。
七、款项没有一齐到手
开学堂要修房屋、请教师、买书和器具,钱得一项项筹。原有常年经费之外,在籍提督刘维桢答应报效十万两兴建学堂,但款项分五年缴纳。眼前需要用钱,便先行筹借垫用,其他不足之处还要再筹。
学生该不该交学费,也要写进办法。湖北规定,本省小学学生不收学费;其余本省学生,拟在开办的前两年暂不收费。学生不交学费,学校的开支并没有消失,仍要从别处筹足。
省城以外,各府州县要利用原有书院,添筹常年经费,改办中小学堂。上报已经办理的有十多处,另一些地方还没有定下款项,尚未报上来。学堂向外推开时,各地的进度并不一样。
八、分开办理,还要接着办
筹办学校,既不能只求省钱,也不能一味求快。张之洞和端方提出,功课不宜安排过多,毕业不宜过急。小学、中学、高等学堂各有要打的基础,不能跳过前面的学习,急着把学生送进更高一级。
教师和管理人员也不能随意凑数。选人要看是否熟悉学务、考察过学校教法,或有办理学堂的经验。各学堂所需图书、纸笔和测绘器具等,也由官府筹备,不能只有课程名称,却没有教与学的条件。
到这时,湖北已经把学校层级、课程、学期、师资、校地和经费等事分别筹定纲领,分头兴办,按期讲授。省城的办法渐渐有了规模,地方办学却还要催促,章程有不合适之处,也准备继续修改。
张之洞熟悉科举,也参与开办这些新学堂。故事走到这里,能看见的并不是一声令下,全省学校便同时办齐,而是教师、校舍、教材和钱款一道道接起来:有的已经开办,有的还在筹措,兴学仍是一件要持续办理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