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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不肯剪的辫子
老一辈人讲起这段往事，总要先说：这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传说里的主角，是一个到死都不肯剪掉辫子的人。
一九一一年，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清朝的龙旗就落了地，中华民国随之建立起来。到了一九一七年，也就是民国六年，城里的男人大多剪了辫子，教书的、拉车的、铺子里站柜台的，脑后都干干净净。偏偏有人不剪。张勋是江西奉新人，早年在清朝的军队里当兵吃粮，从一个小兵一路熬到带兵的大员。清朝倒了，他的辫子还盘在脑后，他手下的兵也一律留着辫子，老百姓管他们叫辫子军。
这支兵驻在徐州一带。民国换了总统，换了总理，张勋当面答应，心里想念的仍是那面已经落地的龙旗。他常对手下说：天下还是旧的稳，新的一时热闹，长不了。
总统和总理闹翻了
那时的天下，确实不太平。袁世凯做过一场皇帝梦，梦碎了，人也死了。他一死，北洋的将领们就分成几拨，谁也不服谁。坐镇北京的是总统黎元洪，握着兵权的是总理段祺瑞。两人本来就不和，又为着要不要跟着外国去打仗的事，越吵越僵，最后彻底翻了脸。
黎元洪一怒之下，免了段祺瑞的总理。谁知段祺瑞抬脚就走，去了天津，回头就联络各省的督军，通电反对北京。总统的话，出了京城就不算数了。
黎元洪手里没有兵，急得团团转。有人给他出主意：徐州那位张勋手里有兵，又是各省都肯买账的老资格，何不请他来做个和事佬？黎元洪反复掂量，最后点了头。
走到天津，他停住了
张勋等的正是这一天。这些年他在徐州坐镇，各省的旧派人物来来往往，开过会，也喝过酒，席上翻来覆去讲的是同一句话：旧朝不能就这么完了。他心里清楚，北京越乱，请他的人肯给的价就越高。
于是张勋点起兵马，北上进京。可走到天津，他忽然停住，不走了。
他派人给黎元洪捎话：要我进京调停，可以，先把国会解散了。
这一手，把黎元洪逼到了死角。国会是民国的脸面，散了国会，总统还算什么？可城外就是辫子军，城里又没人替他挡。
黎元洪苦撑了几日，终究还是签了字。
消息传出去，各省一片哗然。张勋却不在意，他要的就是这一纸空文背后的那点乱。辫子军拔营起寨，一路开进北京城。
城门开了
一九一七年六月的北京，城门大开，辫子军一队一队开进来。街面上的人挤在两边看，看的是稀罕：进了民国六年，还有人脑后拖着一条辫子，走起路来一甩一甩。
张勋进城，先不去见总统，径直住进了自己的行辕。黎元洪派人来请，他推三阻四。城里传开了话：张大帅不是来调停的。
这话，一点不假。
那几日，张勋的门槛快被踏破了。前清的旧官、遗老，一个一个换了旧日的衣冠来拜，进了门先请安，口称大帅。有人捧出早已备好的朝服，有人翻出压箱底的顶戴。张勋看着这些人，越看越觉得自己这趟来对了。他嘴上还说调停，手里却干着另一件事：调兵、布岗、把京城的几处要紧地方都换上了自己的人。
康有为也来了。此人当年跟着光绪皇帝办新政，闹得天下皆知，失败后流亡多年，一心盼着旧朝重光。他一到北京，就关起门来写章程、拟诏书、定官制，笔不停挥，仿佛新朝一开，万事齐备。
可就在这时，黎元洪才明白过来：他请来的是个催命的，不是个和事佬。
半夜里的那场会
六月三十日夜里，张勋把京里的军政要人请到一处。灯点得很亮，人都到齐了，他站起来说话，不绕弯子：民国这几年，争来争去，天下大乱，不如请宣统皇帝出来，重掌大位。
满座鸦雀无声。
有人低头不吭声，有人随声附和，也有几个人想开口，看看四下的兵，把话咽了回去。张勋问：赞成不赞成？没人敢说不赞成。
这一夜过去，事情就定了。
七月一日天还没亮，城里的警察挨户拍门，传下话来：各家各户，把龙旗挂出来。商户们从柜底翻出黄布，剪的剪，缝的缝，实在没有，就拿黄纸糊一面挂在门楣上。一夜之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又成了黄澄澄的一片。
宫里也忙起来了。年幼的溥仪被人从床上叫起来，换上旧朝的衣冠，坐到那把椅子上。底下的人跪了一片，山呼万岁。这孩子还不大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许多人围着他转，比平日热闹得多。
诏书一道一道发下去：改年号，换官制，封功臣。张勋封了自己人，康有为也得了位子。那些蛰伏多年的旧人，一夜之间又成了大人先生，穿着补褂满街走。
全国的电报响成一片
北京城里的黄旗挂起来，城外的电报线就热了。
先是南边，再是各省，一封一封的通电拍到北京，话说得一份比一份硬：民国是民国，不容有人把它翻回去。国会不能由着人摆布，总统也不能由着人换，民国的事，总得按民国的规矩来。
最要命的一封，从天津发出来。
那是段祺瑞。他在天津坐着，等的就是这个机会。黎元洪免他的职，他咽不下这口气；如今张勋把旧朝搬回来，正好给了他一面大旗。他通电各省，说要再造共和，要讨伐复辟。
这一手，把张勋摆到了全天下人的对面。
段祺瑞马厂誓师，起兵讨逆。这一回，他是替民国打仗，名正言顺。各省的军队纷纷响应，铁路上的兵车一列一列往北开。谁也没想到，前些日子还在各省之间串门子、被人捧着的张大帅，转眼成了孤家寡人。
张勋在北京，手里不过几千辫子兵。他把兵摆在城内外几处要口，指望各省的旧交念着往日的情分，能有人拉他一把。
电报一封一封发出去。
回音，一封也没有。
那些先前在他席上举杯、口口声声说旧朝不能就这么完了的人，此刻一个个都沉默着，有的甚至已经在通电上签了名，讨伐他。
辫子军里也乱了。兵们开始交头接耳，问一句：这仗，是为谁打的？
黄旗还在街上飘着
七月里的北京，天热得厉害。城门外的枪声，一阵近，一阵远。
张勋把最后的兵收拢起来，守住了城里的几处要地。他不出门，只派人出去打探。打探回来的人，话说得吞吞吐吐：大帅，各省的兵都往这边开，天津那边……
他把话截住了。
宫里的溥仪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底下人一遍一遍来问。刚刚发下去的诏书还墨迹未干，封的官还没坐热椅子，城外的炮口已经对准了城门。
满城的黄旗，还在一家一家门楣上挂着。风一吹，哗啦哗啦地响。
到底还能挂几天？
谁也说不上来。
城外的炮声
七月上旬，讨逆的兵从天津、从保定、从南边几路压过来。张勋手里那几千辫子兵，守得住城门，守不住人心。兵们夜里蹲在城墙上，听城外火车一列一列地到，谁也不说话。
可就在这时，天上来了东西。
南苑那边飞来的飞机，绕着紫禁城转了一圈，扔下几枚炸弹。炸弹落在宫墙边上，炸起一片土。声音不算大，动静却不小：宫里的人从屋里跑出来，抬头看天，不知道该往哪儿躲。年幼的溥仪被人扶着，躲到墙根底下。
北京城里头一回见飞机往下扔东西。百姓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看着天上那个嗡嗡响的黑影，谁都说不出话来。
炸弹没炸塌什么，可它把一件事说明白了：这一回，没有人打算讲情面。
宫里慌了。前一天还在拟诏书、封官的人，这会儿收拾细软，一件一件往车上搬。有的换上便衣，从后门溜出去，躲进东交民巷的洋人地界。三天前还穿着补褂满街走的大人先生，一夜之间又不见了。
张勋还在自己的宅子里。他不肯走，也不肯认输，只是把兵往一处收，把门关紧。左右的人劝他，他只说一句：再看看。
再看，也看不来什么了。
十二天
七月十二日，天没亮，宫里传出话来：复位的事，作罢。一道诏书发下去，把前几天发的几道，全收了回去。那把椅子，还是空着。
前前后后，一共十二天。
张勋带着家眷和几个亲随出了宅子，躲进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他脑后那条辫子还在，可跟着他出门的兵，已经不剩几个。城里的辫子兵丢了枪，四散而去，有的当场被人按住，把辫子剪了。热闹了十来天，北京城又安静下来。
黄旗一面一面从门楣上摘下来。有人舍不得扔，叠好塞回柜底；有人拿它去包东西、糊窗户。风再吹过胡同，听不见哗啦哗啦的响动了。
谁赢了
这场仗，谁赢了？
段祺瑞赢了。他在天津等的就是这个机会，如今兵进了北京，政府重新开张，他又是共和的功臣。黎元洪输了，请人进京调停，反倒把自己请下了台，这一次是被迫离职。冯国璋坐到代总统的位子上，可北京的权柄，握在手上有兵的人那儿。
张勋也输了。他躲进使馆，后来搬到天津的租界里，做起了寓公。那条辫子一直留着，直到死。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他不说。
倒是那些在通电上签名讨逆、在席上举杯称臣的人，转头又成了民国的官员，谁也没有追究。北京城就这么翻过一页，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可有一件事翻不过去。从前，人们还当民国是争来的东西；这一回大家都看明白了：只要手里有兵，国会可以散，总统可以换，皇帝也可以抬出来再抬回去。辫子军进城那天，街上的人只是看热闹；十二天过去，看热闹的人学会了另一件事——谁有枪，谁说话。
复辟失败以后，南边的广东另立了一个政府，说要护法。北边的北京，几个手握重兵的军阀各占一块地盘，谁也不服谁。中国就这么走进了军阀混战的年月：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城头的大旗换得比季节还快。
后来有人在北京街上，还见过几个脑后拖着辫子的人，一晃一晃地走。辫子留着，可他们已经不知道该朝谁请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