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年,也就是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东汉立国不久,光武帝坐镇洛阳,天下渐渐安定。这一年,远在会稽上虞(今浙江绍兴上虞区)的一户人家,添了个男孩,取名王充,字仲任。
谁也想不到,这个乡下孩子,日后会写出一部让后人争论不休的大书,叫《论衡》。那时天下刚安定,人心却未必安定。朝廷上下,信天意、信征兆的风气正盛。王充要走的路,恰恰要从这股风里走出来。可他生在什么样的人家,又怎样一步步走到这里?得从头说起。
孤门细族的孩子
王家祖上也风光过。相传先人立过军功,封过侯。可后来家道衰落,传到王充这一辈,只剩下种田养蚕的日子。王充自己说,他出身孤门细族,门户孤单,宗族微小。
没有靠山,没有家产,想出头只有一条路:读书。王充从小就爱学,肯下苦功。到了青年,他离开上虞,远赴京城洛阳(今河南洛阳)游学,拜班彪为师。这一步不容易。上虞到洛阳,山高路远,一个穷学生独自上路,全凭一股劲儿。
书肆里的穷学生
可到了洛阳,新难题来了:家里穷,买不起书。读书人没有书,好比农夫没有地。
王充想了个法子。他天天往洛阳的集市上跑,专钻书铺。洛阳是京师,四方的书册多半汇聚在这里,书铺里什么书都有。对一个饥渴的读书人来说,这比任何学馆都实在。
他站在书架前,拿起别人要卖的书,一页页读下去。读完合上,书里的话已经装进了脑子。
掌柜的免不了皱眉:“小伙子,又来了?这书是拿来卖钱的。”
王充笑笑:“我只看,不弄脏,看完原样放回。”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越读越杂,儒家的经书要读,诸子百家的议论也读。读得多,记得牢,他渐渐成了通晓各家学说的人。可学问一多,心里的疑问也跟着多起来。
满城都是预言
疑问从哪来?从眼前的世道来。
东汉时,儒家学说占着上风。可这时的儒学,已经掺进了谶纬。谶纬是什么?说白了,就是拿天意和征兆来预言人事。天上出了怪象,是上天在警告君主;谁家有祥瑞,是上天早有安排。
上层信,民间也信。出门要挑日子,办事要问吉凶,有人病了,先请人驱邪。求神问鬼,修炼成仙,满街满巷,处处是神秘的说法。
王充看在眼里,越想越不对劲。天,真会开口说话吗?灾异,真是上天在发怒吗?人死之后,真会变成鬼吗?这些话人人挂在嘴边,可谁真的验证过?
他把疑问压在心底,继续读,继续想。他还不知道,这些疑问,会把他引上一条很少有人走的路。
学成还乡
洛阳的书一本本读下来,王充肚子里的学问多了,心里的疑问也多了。
京城是天下读书人聚集的地方,也是各种说法最盛的地方。有人谈天意,有人谈祥瑞,个个说得头头是道。王充不抢着争辩,只在心里一条条掂量:这话有凭据吗?拿什么来验证?
他发现一桩怪事。许多人说得最响的话,偏偏最拿不出证据。问天为什么示警,答说天意难测;问鬼在哪里,答说见者自知。一句“难测”,一句“自知”,就把问题堵了回去。
王充不甘心。读书不是为了背别人的话,是要把事情的真相弄明白。可要弄明白,光站在书铺里不够。他得有清静,有时间,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
于是学业有成之后,他告别洛阳,山水迢迢,回到了故乡会稽上虞。
短暂的官身
回乡的人总得谋生。王家早已没有家业可倚,王充又有一肚子学问,便进了官府,做了地方上的下级官吏。
这份差事,他没干多久。
官府里办的是文书、案卷,一天到晚,不过是照章行事。王充的心思却不在这里。他想的是那堆没解开的疑问:满街满巷的神秘说法,到底有几句是真的?
没过多久,他离开了官府,回到故里。
街坊邻居看不懂了。有人劝他:“读了那么多书,眼看有条出路,怎么说放就放?往后吃什么?”
王充答道:“饭可以吃得粗些,话不能说得糊涂。”
这不是赌气。从这一天起,他把后半生都押在了书桌上。
一杆称虚实的秤
家还是那个穷家,日子过得清淡。王充一边收徒讲学,一边提笔写书。白天教人读书,夜里点灯写字。
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矩:凡是一句话,先问有没有凭据;凡是一件事,先问能不能验证。有凭据的,他认;没凭据的,他不客气,一条条摆出来对质。
天会说话吗?灾异是上天发怒吗?人死了会变成鬼吗?这些在洛阳就存下的问题,如今一个个落到了纸上。他讲道理,也摆例子,从天地万物说到世态人情,只为让人看明白:什么是实,什么是虚。
这部书,他取名《论衡》。衡,就是秤。意思很明白:拿一杆秤,称一称世上流行的话,哪些有分量,哪些是空的。
写书的地方在江东,离京城很远。没有人催稿,也没有人叫好。王充有时放下笔,也会想:这些话写出来,有人肯读吗?
他心里清楚,这杆秤不好拿。世人供在神龛上的东西,他偏要掂一掂;人人说惯了的话,他偏要问一问。碰了别人心里最稳当的地方,难免要得罪人。
可他还是写下去了。一页接一页,一卷接一卷,书稿越积越厚。
谁知,书稿写成容易,要让它走出江东、走到世人面前,才是真正的难关。
书稿成卷
年复一年,案头的书稿越堆越高,终于理出了头绪。王充把它们一卷卷捆好,放在窗下,看了很久。
这部书,从天地说到人间。天不会开口说话,灾异不是上天在发怒,人死了也不会变成鬼。每一条,他都摆出例子,一层层对质,不肯含糊过去。
这是他后半生的心血。可心血往哪里送?
江东离京城太远。他是个无官无势的穷读书人,没人替他抄写,没人替他举荐。书稿写成了,却只在江东这一方水土里打转,起初没能传到中原。那些年,京城里的人谈着新的祥瑞、新的预言,谁也不知道江东有一部书,正一页页地问:这是真的吗?
夜深了,弟子们围着灯,轮流念给先生听。念到“天不会说话”那一段,有个年轻弟子忍不住笑出声来:“先生,这话要是让朝里那些人听见……”
王充头也没抬:“听见了才好。不服,就拿证据来驳我,我认。”
弟子又问:“先生,书写成了,谁来读呢?”
王充笑了笑:“秤放在这儿,总会有人拿去称东西。”
话说得宽心,他自己却清楚,这一等,未必等得到。可他不肯停笔。白天照旧教书,夜里照旧翻检旧稿,哪一句说得不够透,就削了重写。
写书难,守着一部没人问津的书不放弃,更难。
书出江东
窗外的季节换了一轮又一轮,江东的稻子绿了又黄。王充一生只做过地方上的下级官吏,没有高官厚禄,也没等到满堂喝彩。他守着学生,守着书稿,有学生来,有学生走,书稿一页页添,一页页改。
书的路,却没有就此停住。
后来,有一位名叫蔡邕的读书人,来到了吴地。吴地在江东,正是这部书长大的地方。他在那里得到了《论衡》,翻开来读。
可以想象,他读到那些问天、问鬼的篇章时,一定停下来想过:写这书的人,是个怎样的人?那一夜,他大概翻到很晚。窗外是吴地的夜色,案上是一卷卷陌生的文字。书里没有一句空话,每个论断后面,都跟着例子,跟着追问。他读着读着,大概忽然明白了作者为什么要取名叫“论衡”:这是一杆真正要称东西的秤。
这部一直躲在江东窗下的书,终于有了一位外来的读者。
又过了些年,王朗来到会稽做太守。会稽,正是王充的老家。
王朗也得到了这部书。他把书带上,一路带到了许都。从江东到许都,这部书总算走出了江东,走向中原。
山高水远,一部书能走多远,要看有没有人肯带它上路。王充当年在窗下落笔的时候,大概没想过会有这样的人。
书由此渐渐流传开来。可以想象,有人借去翻看,有人抄下几页,一个传给一个。
读到的人,看法并不一样。
这书对每一句神乎其神的话,都只回一句:先拿证据来。想来有人读得拍案叫好;也有人皱起眉头,觉得这杆秤太不客气,连圣人的话也要掂一掂。
在读书人心里,孔子是根本,谁动他,谁就犯了大忌。想来也有人把书合上,又忍不住翻开:“话是有些道理,可圣人是能随便称的吗?”另一个人答:“那就看他拿不拿得出凭据。”
可不管称赞还是皱眉,书都在一双双手里传下去了。
这样看来,一部书的命运,常常比写书的人走得更远,也更曲折。它可以在窗下沉默许多年,也可以因为一两个读书人的好奇,重新被人想起。
数不对的篇数
书的麻烦,还不止这些。
传到今天的《论衡》,一共八十五篇。据说原书的篇数比这还多。
少掉的篇章去了哪里?是遗失了,是散落了,还是当初只是大略一说?谁也说不准。后来读它的人,一篇篇数过去,数来数去,还是八十五。
一部教人辨虚实的书,自己也留下了一桩对不上的账。这笔账,一直挂到了今天。
王充留给后人的,不止一部书,还有一个习惯:听见一句话,先问一问凭据。
这杆起初无人问津的秤,偏偏没有沉下去。它从江东的窗下出发,经过蔡邕,经过王朗,一点点走到了更多人手里。那少了的篇章,还能找回来吗?
答案,要从下一个故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