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
屡败屡战的孙中山
1923年的中国，北方是北洋军阀的天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权却落到军阀手里。总统、总理像走马灯，今天你上台，明天我开枪。孙中山一心想把中国建成像样的共和国，可他手里没有可靠的军队，只能今天联合这个军阀，明天反对那个军阀。他一次次发动护法，又一次次被军阀拆台。军阀们嘴上喊他“大总统”“大元帅”，心里盘算的却是自己的地盘。仗打了不少，革命却一次次落空。孙中山困坐愁城，常常整夜不眠：这条路，到底错在哪里？
这一年的中国，还有一股新力量在生长。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党成立后把目光投向工人，到工厂、矿山、铁路去办夜校、组织工会。工人们第一次知道，自己可以挺直腰杆说话。京汉铁路沿线，工人运动一天天高涨。孙中山看在眼里：这些年轻人没有兵、没有地盘，却能把成千上万的工人组织起来。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愿意同共产党合作。
二七风暴后的转身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北洋军阀下令开枪，工人领袖被杀，罢工被血腥镇压。罢工失败了，却把一个问题摆到共产党人面前：靠谁，才能打赢？血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冷静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阶级人数还少，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打不破军阀和列强的铁网。要胜利，就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把目光扫遍全国，能联合、也愿意革命的力量在哪里？共产党人看到了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有革命旗帜，有政治影响，只是缺一支真正属于革命的军队，缺一股能深入民众的力量。共产党有工农运动的朝气，却缺少全国性的政治号召。一个要民众，一个要旗号，正好互为补充。两根绳子，各自单薄；拧在一起，才拉得动中国这辆大车。中国共产党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
广州的会谈与决定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国共合作起了推动作用。中共中央派人同孙中山联系。从上海到广州，信使往来不断。孙中山也公开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双方谈得并不轻松：共产党人担心失去自己的立场，国民党内也有人疑虑。可大方向已经定了——联合，才有出路。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上要回答一个问题：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会不会被“溶掉”？会场里，有人问得很尖锐：跨了党，还算不算共产党？大会作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明确规定，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步大胆的棋。这一步，把国共两党推到了同一张桌子上。会后，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动员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
鲍罗廷南下
1923年10月初，广州码头人来人往。一位高个子外国人走下轮船，他就是苏联代表鲍罗廷。孙中山派人迎接，见面不久便请他担任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又聘为政治顾问。孙中山看中的，不是他带来的枪炮，而是他改组政党的办法。国民党牌子老、资格老，可组织松散，党员各怀心思，令不出总部。鲍罗廷摊开草案，建议立规矩、设机构，把国民党从一块招牌变成一部能运转的机器。孙中山听得进。他吃过军阀的亏，知道没有组织、没有军队，革命只能看别人脸色。可就在这时，国民党内有人嘀咕：让外国人插手，让共产党人进来，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吗？孙中山没有退。他说，革命要新血，旧瓶装不了新酒。共产党人也陆续加入国民党，到各地帮助改组。广州的空气热起来，街头茶馆里都在议论：国民党要变样了。
跨党的难题
跨党，说起来四个字，做起来千头万绪。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作出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同时立下一条硬规矩——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条规矩，是给跨党的党员系上一根安全带。有人问：既然加入国民党，为什么还留一手？回答很直白：合作不是合并，帮忙不是投降。共产党员进了国民党，要帮着改组、宣传、发动工农，但不能把自己的旗子丢了。于是，各地的共产党人一边在国民党内做事，一边保持自己的组织。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奔走于南北，参加国民党的改组筹备。孙中山需要这股朝气，共产党需要这面旗帜。两股力量往一处使，广州的筹备工作明显加快。可暗流也在涨：国民党内一些老资格人物担心，共产党人进来，会喧宾夺主；共产党内也有人担心，跨党之后，会不会被国民党的旧习气泡软。合作的大船已经下水，船底却不断有人敲敲打打。
大幕将启
1924年1月，广州的冬天不冷，会场内外却一天比一天紧。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这里举行。各地代表陆续到穗，有的穿长衫，有的着西装，口音南腔北调。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员20多人。孙中山亲自过问会务，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消息传开，会场里外议论纷纷：共产党人真进了主席团？这国民党，到底要往哪里走？筹备处灯火通明，文件改了一稿又一稿。有人主张在宣言里写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有人拍桌子反对，说这是把国民党卖给共产党。孙中山的态度摆在那里：要革命，就要联合；要联合，就要容得下新力量。开幕前夜，代表们还在三三两两碰头。李大钊走进会场，看了看布置好的主席台。大幕就要拉开，一份宣言摆在桌上，等着大会表决。这份宣言能不能通过？两股力量能不能真正拧成一股绳？广州城头，风云正紧。
会场上的一票
1924年1月，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孙中山走上主席台，话不多，一句句砸下来：国民党要改组，要吸收新血，要联合俄国，要联合共产党，要扶助农工。台下165名代表里，有20多个是共产党员。李大钊被指定为主席团成员，坐在台上。
这一步，孙中山是硬推的。会前就有人劝：共产党人进来，国民党还姓国吗？孙中山答得干脆：革命不怕人多，怕的是人心不齐。
宣言的稿子摆上桌，争论立刻起来。有人说，联共可以，扶助农工太急；有人说，反帝的调子太高，要得罪列强。孙中山不松口。他要的不是一块旧招牌，是一面能号令工农民众的新旗。
表决那天，会场静得能听见翻纸声。举手，通过。大会宣言定下来：民族主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不是少数人的民权，是平民共有的民权；民生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写进了国民党自己的旗号里。这就是新三民主义。
接着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共产党员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有人脸色发青，有人起身鼓掌。不管愿意不愿意，国民党这口锅已经添了新米。
老招牌换新漆
大会闭幕后，广州变了样。国民党在各地设党部，共产党人跑前跑后，帮着登记、办刊物、办工人夜校。农民协会在广东乡间冒头。从前革命是少数人关起门来商量，如今街头巷尾都有人讲帝国主义、讲减租减息。
孙中山最看重枪杆子。他吃过靠军阀的亏，深知手里没有自己的军队，说什么都是空的。于是办军校，练一支听指挥的队伍。国民党出招牌出人，苏联出顾问出枪械，共产党人去做政治工作。广州郊外，一支新式军队的雏形搭了起来。
这就是合作最实在的成果。合作不是握手照相，是各出各的本钱，合起来干一件谁单独都干不成的大事。
掌声里的杂音
谁知掌声未落，杂音就起来了。
国民党里一些老资格人物，从头到尾不服。他们说：容纳共产党只是权宜之计，如今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是在挖墙脚。会上争不过孙中山，会后便四处活动，要求限制共产党人，甚至提出弹劾案，要把共产党人排挤出去。
孙中山压得住。他一句话顶回去，反对的人只好收声。可压得住人，压不住心思。孙中山明白，这条船只能往前划，一停就要散；共产党人也明白，跨党不是做客，是在别人屋里做自己的事，手脚要稳，旗子不能丢。
没想到，会场上举过的手，并没有把分歧抹平。合作的大幕拉开了，台上的戏才刚开场。
接下来的一两年，广州办军校、起农会、练新军，南方一天热过一天。可就在这股热气往上冒的时候，孙中山的身体垮了。他北上谈判，一路劳顿，第二年春天病逝于北京。他一走，那根压着各方的大梁就断了。国民党内的反对声浪会不会当场翻上来？这场刚握上的手，还能握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