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
一首歌从巴黎来
1887年11月6日，巴黎的冬天还没到最冷的时候，写过《国际歌》歌词的欧仁·鲍狄埃在贫病中去世。他留下的诗，被工人音乐家比尔·狄盖特谱上曲子，先在法国工人中间传唱，又沿着铁路、港口和集会传向别处。歌里唱旧世界要打碎，新社会要创造；开头是两声急切的呼喊：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它不是消闲小调，而是把受苦人召集到一起的号令。这首歌在世界上被广泛传唱，它的首句也成了许多受压迫者共用的口号。从欧洲到俄国，再到中国，调子没变，唱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城市里新思潮涌动，工人运动时起时伏，革命者需要一支能让许多人齐声唱出来的歌。可洋文歌词像一道墙，挡住多数中国人。谁能把这道墙拆开，让街头的工人也能张口就唱？
常州走出的书生
1899年，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书香人家。到清末，家道已经衰败。他幼年只读了半年私塾，就因家里供不起而辍学；靠亲友接济，才勉强读完中学，后来考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少年时他尝过家道中落的冷眼，也知道穷人家孩子读书有多难。在常州，他见过旧家族的体面，也见过体面背后的窘迫；到北京，他又看见一个新世界正在成形。
在北京，他读外文、哲学、文学，也钻研刚传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关在书斋里空谈的人，常把读到的东西拿来对照中国的处境。此后，他以《民国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远赴苏俄考察。十月革命后的新国家让他震动：街头有集会，工人有组织，民众被发动起来。他由此认定，中国要变，不能只靠少数人做文章，还得把更多人唤起。回国以后，他一头扎进革命宣传和理论翻译，找的就是这种能把人唤起的文字。
把洋歌唱成中国话
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第一期登出瞿秋白翻译的《国际歌》。他是这首歌最早的中文译者之一，还第一次为它配译了乐谱。翻译不是把字一个个换掉就行。副歌里的“Internationale”是个洋词，先前有人译作“第三国际党”，意思明白，唱起来却拗口。瞿秋白没有硬译，他按声音写成“英德纳雄纳尔”。这样一来，歌里保留了一种外来的气势，中国的劳动平民张口也能唱，能和世界无产阶级“同声相应”。
他译歌时，心里装的不只是书斋里的读者，还有工厂、夜校和集会上的听众。句子要短，气要足，唱到“英德纳雄纳尔”时，不能让人打磕巴。他写下的第一节里，有“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矣”，也有“旧社会破坏得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可第一句就碰到难题。法文里的les damnés，带着“受诅咒者”的意思，直接搬进中文，像一块冷石头。瞿秋白把它写成“受污辱咒骂的”，又把另一句写成“天下饥寒的奴隶”。歌词登出来了，传唱才刚刚开头。后来人们最熟悉的那句“全世界受苦的人”，并不在瞿秋白最初的译本里。
歌声自己长了脚
《新青年》季刊印出来，歌就离开了纸。工人夜校里一句一句地教，工会散会时有人哼起头一句，罢工的队伍里只要有人起个调，旁边的人就跟着吼。唱的词并不齐整：有的本子唱“受污辱咒骂的”，有的本子顺口改成别的说法；可一到副歌，碰上“英德纳雄纳尔”，满场都响，尽管多数人说不清这五个字是什么意思。要的就是这一声齐。
差不多同一时候，远在莫斯科，另一条路上也有人在做同一件事。萧三和陈乔年合作，几乎与瞿秋白同时译出了《国际歌》，译本先放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习唱。一支歌，几处灯火，各译各的，彼此并不知道。1926年印行的一份传单上，第二句写的是“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同一年间，别的本子又是另一个样子。同一首调子，在中国大地上长出了好几种舌头。
汉口，八月七日
1927年，局势急转直下。四月，上海街头笼罩着白色恐怖；七月，联合的局面破裂。城市里暗探四出，搜捕不断，中国革命被逼到墙角。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开紧急会议。会上，28岁的瞿秋白临危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接下的是一副烂摊子：队伍散了，人心乱了，机关一处一处被破坏。有人劝他避一避风头，他把话说得很短：“这个时候，躲不得。”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是坐在屋里发号令。文件要一句一句改，号令要一层一层传下去，还得让识字不多的人一听就明白。这几样功夫，他在译歌时就练过：句子要短，气要足，一句顶一句，唱得出口，也喊得出口。字一旦立住，人心就能拢住。可就在这时，形势比预想的更凶。机关接连被破坏，同志接连被捕，他从台前退入地下，辗转于上海和南方各地。
汀州牢房
1935年，他在转移途中被俘，押到福建长汀。牢房不大，光从高处漏下来，在地上划出一道窄窄的亮。他不吵不闹，写字，沉默，守卫进来问话，他就平平静静地答。纸和笔送来，他写得从容，好像还有很长的日子可用。
他懂法文，那支在法国工人中间唱起来的歌，他能用原来的语言唱；他又是把它译成中国话的人，词句在舌尖上滚熟。同一支歌，两种舌头，都在一间牢房里。
日子一天比一天紧。到了六月，看守说话的语气变了，送饭的手脚也变了。外头的人都在传一件事，谁都不肯明说。
1935年6月18日清晨，牢门外响起脚步声，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他站起身，把衣领整了整。这一天该唱什么，他心里早有数。
罗汉岭上
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罗汉岭下。
清早，牢门开了。看守把纸和笔递进来，说时候到了。他坐下来写，写完把笔搁好，换上干净的衣裳，跟着往外走。走到岭下的一片草地，他站住，看了看地势，说了句：此地甚好。说完盘腿坐下。
行刑的人问他还有什么事。他摇头。
相传，临刑前，他先用法语低声唱《国际歌》，又用汉语唱《红军歌》。法语歌词一个字一个字，清清楚楚。这支歌从巴黎工人的嘴里唱出来，词作者欧仁·鲍狄埃早在1887年就贫病而死，曲子出自工人音乐家狄盖特之手；半个世纪后，它走进福建的一座小城，走进这间牢房。他的嗓子沙哑，调子没有散。
到了最后，罗汉岭下很快归于沉寂。他三十六岁。
那支法国歌，他比谁都熟。是他在1923年6月一句一句把它转成中国话的，那一期《新青年》季刊的封面上印着他的译文，还头一回给这首歌配上了谱。他译的时候把Internationale音译成“英德纳雄纳尔”，要的是让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同声相应。他要的从来不是一句译得漂亮的话，是一个工人张开嘴就跟得上、跟得上就齐的声音。临刑前的那支歌，一遍还给它原来的样子，一遍让给另一支歌。
唱法与说法
后来，这支歌在中国留下了不止一个本子。萧三和陈乔年在莫斯科另译一份，几乎与瞿秋白同时，译本先放在东方劳动者大学中国班习唱；1926年印的一份传单上，第二句写的是“起来，全世界上的罪人”。同一首调子，几种语言，谁唱得顺，谁的词就传得远。可不管本子怎么换，一到副歌，满场都要吼那五个字。
瞿秋白译下的“受污辱咒骂的”，和后来通行的“全世界受苦的人”，唱的是同一种急切。词句会改，调门不改；本子会换，唱歌的人一茬接一茬。
那五个字还在
1962年，《人民日报》公布《国际歌》修订本，头一句定作“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从此这一句通行天下。本子换了又换，副歌末尾那五个字却一直没换：瞿秋白写的“英德纳雄纳尔”，今天写作“英特纳雄耐尔”，音还是那个音。
一个不解释的词，几代人照样唱。唱到后来，它自己长成了意思。
他没等到歌声铺满大地的日子。可只要副歌响起，中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吼的是同一个音——那是1923年一个中国书生替它定下的调门。
一支歌的寿命，有时比写它的人、译它的人都长。1887年死在穷困里的鲍狄埃，没听过自己的歌在东方被唱起；1935年在罗汉岭下牺牲的瞿秋白，也没听过它被千万人齐声高唱。歌自己走了下去，走过牢房，走过最后的时刻。就在他走向罗汉岭的那一年，另一支队伍正在中国西南的群山间翻山越岭，前面有人堵截，后面有人追赶，脚下的路要靠一双双脚一寸一寸走出来。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