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问“为什么”的孩子
明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江西奉新县一户世代读书做官的人家,添了个男孩,取名宋应星,字长庚。家里藏书不少,按理说,孩子该一头扎进圣贤书里。可宋应星兴趣格外广,读书时尤其喜爱张载的关学,对天文学、声学、农学,还有各种工艺制造之学,都怀着浓厚的兴趣,连当时新出的《本草纲目》也熟读于心。他常和哥哥宋应昇、好友涂绍煃一起读书游览,诗酒唱和。走在乡间,看见农人插秧、工匠烧窑,他就挪不动步子。旁人觉得这些是粗活,他却觉得,这里头藏着大学问。谁也没想到,这份从小的好奇,日后会变成一部了不起的大书。
二、奉新二宋
在那个年代,读书人想有出息,几乎只有一条路:科举做官。宋应星和哥哥也走上了这条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兄弟俩在乡试中同榜考中举人,一时传为佳话,人称“奉新二宋”。可举人只是中途一站,目标是进士。此后多年,宋应星一次次收拾行囊,北上参加会试,却“数上公车竟不第”——考了一回又一回,始终没能金榜题名。好在漫长的赶考路没有白走。他的行迹遍及京师、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河北、浙江,还到过广东,甚至可能去过四川和山西。他后来自己说:“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一路上,农田、作坊、码头、矿场,都成了他的课堂。
三、换一条路走
考了半辈子,宋应星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后来在《进身议》一文中质问:推荐人的人和被推荐的人,都还在八股文章里打转,读书应举的人,竟然不知道做官到底需要什么本领。他更看不惯一种怪现象:读书人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从哪里来;身穿丝衣,却不明白蚕丝怎么养出来、织出来。他想明白了一件事:与其在考场里耗尽光阴,不如去关心百姓的衣食住行。于是他不再应试,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家食之问”堂,意思是:宁愿在家吃普通百姓的饭,也不追求做官的俸禄。在当时,这个决定近乎“逆行”——别人挤破头往官场里钻,他却转身走向田间地头和手工作坊。
四、小县城里的小官
崇祯四年,1631年,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四年后,四十七岁的他来到江西袁州府的分宜县,当上了县学教谕。教谕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月俸只有二石米钱,管的是县学里秀才们的课业。可对宋应星来说,这份清闲恰恰是宝贝——事务少,时间多,正好用来读书、观察、写作。他抓紧一切时间整理多年积累的见闻,把赶考路上、田间坊间的所见所闻,一条条梳理成文。在分宜的四年里,他笔耕不辍,先后刊印了《画音归正》《野议》等十余种作品,涉及政治、经济、哲学。而那部倾注毕生心血的大书,也在这里一天天成形。
离开分宜后,宋应星的仕途仍在继续,先后担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和安徽亳州知州。此外,近人还发现了他的另外四种著作:《野议》是政治社会评论,《谈天》《论气》是科学理论之作,《思怜》则是诗集。
五、分宜给他的礼物
《天工开物》诞生在分宜,不是偶然。当时的江西,是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中心,而分宜更是汇聚了农耕、纺织、冶炼的先进技术。县城不到二十公里外的凤凰山,采矿冶铁从唐代晚期就开始了;明洪武六年,全国设十三个铁冶所,新余、分宜各占其一,分宜贵山铁务每年交纳铁八十一万五千斤,占全国岁额的两成多。宋应星在《五金》一章里详细记录铁矿冶炼,还配上垦土拾锭、淘洗铁砂、生熟炼铁炉三幅插图。分宜又是“夏布之乡”,种麻织布历史悠久,当地普遍使用先进的腰机。加上本地的钤山御书楼藏书丰富,他得以参考《考工记》《本草纲目》等前人成果。小城的风物,成了大书的血肉。
六、一部包罗万象的书
崇祯十年,1637年,在好友涂绍煃的资助下,《天工开物》刊刻初版。全书近十万字,分三卷十八篇:从讲粮食栽培的《乃粒》、养蚕织造的《乃服》、染色的《彰施》,到制盐、制糖、陶瓷、冶铸、舟车、锤锻、造纸、五金、兵器、酿酒,直到讲珠宝的《珠玉》,记录了一百三十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涉及三十多个行业,几乎囊括了当时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最特别的是篇目顺序:讲粮食的《乃粒》放在第一,讲珠宝的《珠玉》排在最末。宋应星说,这是取“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吃饭穿衣,比珍宝要紧。书里还有一百二十三幅木刻插图,人物、工具、动作画得清清楚楚,照着图,几乎就能学会一门技术。
七、书名里的心思
“天工开物”这个名字,也大有讲究。它取自古书里“天工人其代之”和“开物成务”两句话。宋应星解释说:“盖人巧造成异物也”——自然界提供材料,人用智慧和双手,把资源加工成各种物品。“天工”是自然的创造力,“开物”是人的发明与劳动。书里处处透着这种思想:他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土壤、气候对作物的影响,得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见解;在《五金》篇里,他首次记载了锌这种新金属和它的冶炼方法。他还破除迷信,指出野火不是鬼火,驳斥方士炼银的妄说。对长宽高、重量、容积、比率,他都一一精密描述,通篇凭事实说话,不空谈玄理。
八、一句倔强的序言
书写成那年四月,年过五十的宋应星在序言结尾,写下一句倔强的话:“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意思是:请追求功名的文人把这本书扔在一边吧——它跟升官发财毫无关系!这话听着像自嘲,其实是宣言。在人人埋头八股的年代,他偏要为一本讲种田、织布、炼铁的书倾尽心血。书印出来后,明末学者方以智曾在《物理小识》里引用它的论述;清顺治年间,书商杨素卿又刊刻了第二版。可它终究不是科举必读书,读者有限。谁也没料到,这部书在故土的命运,会比它的诞生曲折得多。
九、消失与寻回
1772年,清廷开设四库馆编修《四库全书》。《天工开物》因为书里有“北虏”“东北夷”等字样,被列为禁书,此后在国内几近失传。它却在中国之外悄悄活着:1771年,日本大阪书商柏原屋佐兵卫刻印了世界上第一个汉文翻刻本——菅生堂刻本。两百多年后的1914年,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云南考察,翻《云南通志》时发现,里面采矿炼铜的内容大量引自《天工开物》。他大感兴趣,回北京后跑遍图书馆和古旧书店,四处求问藏书家,竟一无所获。后来他得知日本有此书,几经周折见到菅生堂刻本,决心把它重新介绍回国内。十三年后的1927年,《天工开物》石印本终于在天津出版,丁文江专门写了三千字的跋文,感叹宋应星“独自辟门径,一反明儒陋习”。
除了学者的努力,宁波、上海、江西等地的一些私人藏书家也辗转保存着这部书。如今收藏于江西省图书馆的明崇祯刻本《宋应星四种》,就是民国时江西藏书家蔡敬襄在分宜获得并收藏的。
十、漂洋过海的回响
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天工开物》就传到了欧洲。1830年起,法国汉学家儒莲陆续节译此书。当时欧洲养蚕防病经验不足,生丝大量减产,儒莲在1837年完成养蚕部分的翻译,取名《桑蚕辑要》,让欧洲蚕业实实在在受益。书里介绍的高效犁,推动了欧洲农具的改进;1840年,英、德等国参照书中的原料配方,改进了造纸技术。1869年,儒莲的译文结集为《中国帝国工业之今夕》出版,又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1966年,第一个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出版,被五百多家图书馆收藏。
在日本,1830年菅生堂刻本重印时,正值明治维新初期,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依托《天工开物》的思想,提出“夫开物者乃经营国土,开发物产,富饶宇内,养育万民之业者也”,掀起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热潮;书中所载沉铅结银法、铜合金制法、大型海船设计、提花机和炼锌技术等,大量应用于日本的生产生活。儒莲的译作在全世界发行版本达十六种之多,被转译传播于欧、美、非三大洲。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还把宋应星誉为“中国的狄德罗”;达尔文也引用过书中养蚕的内容,称其为“权威性著作”。
十一、回到它出生的地方
今天,在宋应星著书的分宜,《天工开物》的生命力从未断绝。双林镇的老人仍坐在织机前,用书里记载的“腰机”织夏布——把带子系在腰上,绷紧布面,用腰部控制机器;全县有上万户种麻人家,麻纺制品远销海内外。县图书馆里陈列着两百多种不同版本的《天工开物》,包括英、俄、日、法、德、意等语言的译本。城里有了天工大道、开物大道,还办起天工开物节。一个当年科举失意的读书人,因为肯为百姓的衣食住行认真记录,反而给世界留下了一座宝库。宋应星用一生证明:把眼睛放在真实的生活里,把功夫下在实实在在的事情上,这样的学问,时间埋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