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上出生的小活佛
三百多年前,在西北辽阔的草原上,准噶尔部的部长巴图尔浑台吉家里添了一个男孩。他排行第六,名叫噶尔丹,出生在1644年。他的母亲尤姆被尊称为「尤姆阿噶」,意思是贵妇。这本该是部落里一件平常的喜事,可草原上的人们却议论纷纷——这个孩子一出生,就被认定是西藏一位重要高僧「温萨活佛」的转世。
在藏传佛教里,人们相信高僧圆寂后会重新转世,继续修行和教导众生。温萨活佛的传承来自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后藏地区很有影响。被认出来的人,从小就要学习经文,将来继承上师的地位。也就是说,别的孩子在马背上追逐嬉戏的时候,小噶尔丹的命运已经被安排好了:他要成为一名僧人。
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同时又是众人敬仰的活佛,这样的双重身份,让噶尔丹从一出生就站在了很不一般的位置上。谁也没有想到,这双重身份会在几十年后,把整个草原卷进一场大战。
千里迢迢去学经
噶尔丹九岁那年,也就是1653年初,他见到了达赖喇嘛,从此和西藏建立了联系。1656年春天,十几岁的他长途跋涉,来到后藏的札什伦布寺,拜四世班禅为师。四世班禅年纪很长,还是五世达赖的老师,在格鲁派中地位极高,并不是人们以为的那样达赖一定在班禅之上。
后来噶尔丹又前往拉萨,跟随五世达赖学习。他学的是藏文和佛经,一学就是许多年。1663年,他接受了「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完整的佛门修行者。
1666年11月,噶尔丹离开西藏,返回准噶尔的故乡。临行前,达赖喇嘛为他灌顶,还交给他一个任务:回到草原上继续传教。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噶尔丹也许会成为一名安静的学者,在草原上讲经说法度过一生。可命运没有这样安排。
兄长遇害,命运转弯
1670年,准噶尔部发生了内乱。噶尔丹的长兄僧格,是准噶尔部的部长,却被自己异母的兄弟杀害了。消息在第二年传到了西藏。此时的噶尔丹已经行动起来,消灭了僧格的一部分敌人。
一个出家多年的活佛,为什么能迅速带兵动手?原来他虽在西藏学佛,却始终连着草原上的家族与部落。兄长一死,部众群龙无首,血亲的仇不能不报,部众的安危也不能不管。
达赖喇嘛在给噶尔丹的回信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劝他还俗,去做「洪台吉」,也就是掌管准噶尔政教大权的首领。一位高僧亲手让弟子脱下僧衣、拿起权柄,这在当时是极不寻常的事。噶尔丹接受了。从此,那个念经的僧人不见了,草原上多了一位既是活佛转世、又是部落之主的人物。
成为「博硕克图汗」
还俗之后的噶尔丹,一步步把准噶尔部整合在自己手中。1678年,达赖喇嘛授予他一个响亮的称号——「丹津博硕克图汗」,意思是「持教具足天命汗」,还颁给了他印玺。
这个称号很值得琢磨。「持教」,说的是他护持宗喀巴大师传下的教法;「天命汗」,则承认他是一方之主。达赖喇嘛的册封,让噶尔丹在信仰和权力两条线上都拿到了凭证。
算一算时间:从1644年出生到1672年还俗,噶尔丹作为温萨活佛足足有二十八年,超过了他一生的一半时光。他受过良好的佛学教育,思想深处一直带着佛教的印记。这一点,后来会以谁也想不到的方式显现出来——无论是他出兵的理由,还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在往下讲战争之前,先说一件有趣的事: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书里,样子完全不同。
在清朝官方编纂的记载里,噶尔丹是个残暴狡诈、死不悔改的叛乱者。而在许多蒙古人的口中,他却是英雄——他与清朝作战,是为了维护准噶尔汗国的独立,捍卫自己人民的利益。到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前苏联和蒙古的学者甚至把他塑造成「反满斗士」和蒙古独立的捍卫者。
研究者提醒我们:这些形象都带着各自的立场。清朝的记载只留下他的阴暗面,对他虔诚信佛的一面只字不提;蒙古人的歌颂,也未必句句符合事实,因为被歌颂的人当中,也有人做过违背卫拉特百姓利益的事。想认识真实的噶尔丹,得把许多碎片拼在一起看。
东进的真正打算
噶尔丹后来东进,攻打喀尔喀蒙古,又与清朝正面冲突。他为什么这样做?研究者从档案里发现,这些行动背后,其实受到西藏格鲁派领导阶层决策的影响。
他的打算大致是这样的:一方面为了宗喀巴的教法和达赖喇嘛的事业,另一方面为了四卫拉特部的利益。他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家,而是把喀尔喀蒙古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用这片地方挡住清朝向西推进的脚步。这个战略,也是西藏格鲁派上层制定的。
可这盘棋,撞上了同样有雄才的康熙皇帝。清朝不会坐视草原上出现一个挡住自己西进之路的强敌。两大力量之间的碰撞,已经无法避免。
昭莫多的大战
1696年初夏,康熙皇帝亲自率军出征。大军深入塞北草原,粮草、马匹、道路,每一样都是考验。两军在昭莫多相遇——这个地方,在今天的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东南方。
这一仗,噶尔丹的军队被清军击溃。草原上的胜负往往决定得很快:一支被击溃的军队,散去的部众很难再聚拢。更糟的是,噶尔丹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趁乱占据了阿尔泰山以西的准噶尔故地——也就是说,他连回家的路都被堵住了。
这位曾经受封为汗、统领一方的首领,如今面对的是众叛亲离的局面:东边是康熙的大军,西边是侄儿占去的故土,追随者越来越少。他被迫向西退到科布多一带,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
十四封信的秘密
走投无路的噶尔丹,把希望寄托在达赖喇嘛与护法神的指导上。1696年9月,他派出使节前往西藏,并写了许多信,寄给西藏和青海的僧俗首领。
可是使节在11月被清朝截获了。十四封信,就这样落到了康熙皇帝手中,后来被收进宫廷档案,一直保存到今天。
信里写了什么?噶尔丹在信中以为五世达赖喇嘛还在世,希望尽早去谒见他。他问护法神:驻牧在什么地方合适?要成就大事,应该诵念什么经?他还请寺庙的僧人们诵念能护国退敌的《白伞盖经》、消除天灾人祸的《救度佛母经》,以及《心经》等经文,甚至请僧人为五世达赖念诵延年益寿的经文。一个身处绝境的人,把全部希望都交给了他从小信仰的佛法。
一首迟到的忏悔诗
关于噶尔丹,还有一份更特别的文书。2002年,学者叶尔达在新疆昭苏县发现了一篇用托忒文写成的忏悔诗篇,原文是藏文,题为《噶尔丹汗忏悔六度大乘经文》。研究者乌云毕力格倾向于认为,作者就是噶尔丹本人。
为什么这样判断?因为噶尔丹精通佛学,自幼学习藏文,写一篇藏文忏悔文并不困难;他还俗从政、南征北战,不愿带着罪过死去,死前忏悔是很自然的事;而且忏悔是当事人自己的行为,别人替他忏悔并没有意义。
在这篇诗里,噶尔丹用大乘佛教的「六度」标准,一条条检讨自己的一生,诚心悔过,希望得到上师的怜悯与拯救。那个曾经统兵万里的汗,最后留下的心声,竟像极了当年拉萨城里那个年轻僧人。
尘埃落定
1697年,噶尔丹在困顿中病故,终年五十三岁。他没能回到心心念念想谒见的达赖喇嘛身边。
有趣的是,随康熙亲征的欧洲传教士,也接受了清朝官方对噶尔丹的看法,只是又添了一层自己的理解:他们认为康熙是基督教的保护者,而噶尔丹是反对康熙的异教徒。而在西藏,许多曾经属于温萨系统的寺庙,后来竟几乎把他完全遗忘了——也许因为恶名太盛,寺院刻意不留下记录。
故事讲完了,可问题没有结束:噶尔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叛乱者,是英雄,还是一位还俗的僧人?每一种说法都带着讲述者自己的立场。幸好,那十四封信和那篇忏悔诗留了下来,让我们看到他被贴满标签之外的一面。历史人物很少只有一张面孔,学会从不同角度拼凑真相,不轻信任何一方的单一说法——这也许就是噶尔丹的故事留给我们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