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北京,后做京师
朱棣做了皇帝,以永乐为年号时,朝廷的京师还在南京。北方的北平,是他原先受封燕王、居住过的地方。要把朝廷搬到那里,不能只给城换一个名字:官署、宫殿、居民和粮食,都要有新的安排。
永乐元年,朝廷先把北平称作北京,随后将北平府改为顺天府,在那里设置留守军事机构、行部和国子监。新的行政安排逐项展开,迁都却还没有在这一年正式完成。
人口也随着命令向北移动。朝廷命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的一些富户迁往北京,又发遣流罪以下的人员去开垦北京田地。后来,山西也有成批居民奉命迁去。这些并非一场自由选择目的地的旅行;迁徙和开垦都是朝廷交下的任务。与此同时,北京等地遇到饥荒,朝廷还要调粮赈济。
建宫殿,先运材料
永乐四年,朱棣下诏,准备从次年五月开始建北京宫殿,并分派大臣到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采办木材。建宫所需的材料,不全在北京城旁,采集和运送本身就是大工程。
后来,户部尚书夏原吉奉命督促军民把材料运往北都。皇帝派锦衣官校跟随,准备惩治办事迟误的人。夏原吉顾虑犯错受罚的人可能很多,先向众人告诫,再办理这项差事。运材并不是宫殿画好图样后,东西就能自动送到门前。除了安排军民运送,朝廷也要安排谁负责工事。泰宁侯陈珪早在永乐四年就主持营建。参与督运、主持工事和协助留守的人,各有任务,并不是只有皇帝一个人在搬动这座城。
永乐六年,朝廷先免去北京以前积欠的赋税,免除若干种课程三年。随后又命北京各官署停办不急的事务和买办,前来归附的流民免役三年。这些命令与运材、营建并列存在;新都所需的东西越来越多,地方承受的负担也需要处置。
永乐七年,朱棣北巡抵达北京,又命在昌平营建山陵,将所在的山封为天寿山。他在北京处理政务,南京仍由皇太子监国。两地之间往来传达命令、输送物资的事务,接连不断。到了永乐八年,朱棣出征,夏原吉在北京辅佐皇长孙留守。每天早晨,他入内协助处理政务;退朝后,各官署的郎官、御史又围来请示。他口头回答,亲手写下文书,有事向北面的皇帝报告,也向南面监国的皇太子禀报。皇帝、太子、皇长孙不在同一处,政务仍须分头办理、相互衔接。
粮船在途中停下来
新城要供给官吏、军队和居民,运粮的事也必须解决。早在永乐元年,陈瑄等人就奉命督海运,给北京、辽东送粮,成为每年的差事。后来供应北京时,又采用水路、陆路相接的办法。
粮船沿江、淮进入黄河,到了阳武,货物还要上岸,由丁夫陆地挽运一百七十里,到卫辉后重新装船。船能走的地方接着走船,不能直通的地方就靠人转运。海上有险阻,陆地搬运又耗费人力,这条路并不轻省。
济宁州同知潘叔正提出了另一个办法:原有的会通河可以疏通。他报告,这条旧运河有四百五十多里,其中约三分之一淤塞,挖通会更便利。永乐九年,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前去治理。
把水引到南旺
宋礼面对的,不只是河底淤泥。船要沿运河走,还得有足够的水。他采用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筑坝拦住汶水的一条去路,将水汇到南旺,再向南、向北分别送入运河。
南旺的地势高,水能从这里向两头流。宋礼按照河道高低,沿途设置船闸,按时蓄水、放水。向北的河段通往临清,接上卫河;向南的河段接往徐州、沛县一带,最终通到淮河。原来断开的水路,经过挖河、筑坝、设闸,重新联系起来。
工程征用了大批山东以及徐州、应天、镇江的民夫。朝廷为役夫所涉地方减免了部分田租。当年宋礼回到朝廷,工程受到奖赏,提出疏河建议的潘叔正也获得赐衣和钞。次年,宋礼再次奉命治理卫河。他请求开支河,将洪水导向旧黄河河道,再通向海里。朱棣答应了这个办法,但命他等到秋收后再动工。宋礼回朝后,又把海路和河路的运粮办法作了比较,建议将镇江、凤阳、淮安、扬州、兖州等处的粮食改从河道运往北京。疏通一段河之后,还要决定哪些地方的粮食走这条路,原有的海运也不是立刻全部停办。河道有了进展,往后却还需要继续疏浚、维护,粮船并非从此再不会遇到浅滩。在汶上、东平、济宁、沛县等地,还需要利用湖泊设置蓄水和泄水设施。河西的蓄水处称水柜,河东的泄涨处称陡门,把平时的水留住,涨水时又要有去处。治理河道既要挖通,也要管住水量;船能否通过,取决于一段段河和闸怎样配合。
再越过淮安的阻碍
会通河疏通之后,陈瑄继续整治南边的运输线路。粮船抵达淮安时,仍有一些坝口必须把粮搬上岸,陆运过坝,再渡淮河,费工又费钱。要把南方粮食较方便地送往北京,还得处理这一处阻碍。
陈瑄向当地老人问路。他们指出,淮安城西的管家湖到淮河只有二十里左右,可以开河把湖水引过去。永乐十三年,陈瑄在这里开凿清江浦,筑起船闸,沿湖修堤引舟,粮船便能直接进入淮河,减少搬上岸转运的劳费。
沿线还设立仓库,方便粮食分段存放、转送。有的船行到浅水处搁住,就需要人指引通过。陈瑄沿河安排住舍,置卒导舟,继续处理这些细处。在高邮湖一带,他筑堤,又在堤内开凿渠道,避开湖面风浪的危险;遇到吕梁洪的险处,则在旁边另凿水渠、设置船闸。粮船的路因此不只是向前延长,也在有险阻的地方换一条较便的走法。会通河与清江浦的工程接续开展,河运越来越便利;永乐十三年,朝廷罢去了原有的海运漕粮办法。
新都的宫殿落成了
通粮的事情推进,宫殿营建也继续进行。永乐十四年,朱棣命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次年,陈瑄督运木材北上,陈珪负责督建北京,柳升、王通协助;另有服罪人员被发去做工,以工役赎罪。这一年,皇帝还给陈珪铸造缮工印,设置官属,专门办理营造事务。许多不同的人被卷进同一项工程。
永乐十八年九月,朱棣下诏:从下一年起,原来的京师改称南京,北京改为京师。到了年底,皇太子、皇太孙抵达北京,北京的郊庙和宫殿也告落成。夏原吉把太子、太孙从南方召来后,又向皇帝建议:连年营建刚结束,应该安抚流亡百姓,减免积欠,放宽民力。
永乐十九年正月,朝廷把祖先神主奉安太庙,朱棣在北京奉天殿接受朝贺,举行宴会。新的京师正式运转起来。迁都不只是皇帝换一处居所,朝廷的礼仪和政务,也在新的宫殿里展开。
三殿火灾之后
但几个月后,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发生大火。朱棣下诏,让群臣直说朝政的缺失,随后又命停止不便于百姓、以及不急着办理的事务,减免旧欠赋税和受灾田粮,并派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
夏原吉再次提出宽减民力的请求,朝廷催主管官署办理。翰林侍讲邹缉也上疏,指出营建工程费用庞大,役夫长年服役,难以自己种田;有些地方买办非本地所产的颜料,百姓要先筹钞到别处买,交纳时还遭留难。他又说,有的居民搬走之后,新地方尚未安定,又被催着迁到别处,原来腾出的地却迟迟没有动工。
这些是邹缉在奏疏中提出的批评。他要求减轻百姓负担,不再兴起新的工程,并主张还都南京。朱棣没有采纳这份奏疏。新都落成后的争论,仍然摆在朝廷面前。
有人受罚,有人劝解
求言之后,不少大臣直说都北京不便。朱棣发怒,杀了主事萧仪,还说,当初迁都与大臣秘密商议了很久才决定,并非轻率行事。有人于是弹劾参与谋划的大臣,皇帝命双方在午门外当面对质。
大臣们争相责骂进言的人。夏原吉却说,这些人是响应诏令说话,不应因此获罪;自己这些大臣没能协助好大计,责任在自己这一边。朱棣怒意缓和,宽宥了对质双方。
北京已成为新的京师,运河、仓库和宫殿支撑起朝廷的日常。但连年运材、服役、迁徙和供给的负担,并没有随着一次受朝仪式消失。送到皇帝面前的奏疏,把这些事情也带进了新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