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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库里的窟窿
北宋到了中期，东京开封（今河南开封）的街市一天比一天热闹，朝廷的账本却一天比一天紧。北边有辽，西边有西夏，边费像流水；官署里官多，军队里兵多，真正办事的人少，领钱粮的人多。制度不成熟，田籍混乱，赋税不均，窟窿越补越大。 1021年，王安石出生在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他书读得快，文章写得老辣，二十二岁进京赶考，庆历二年（1042年）中了进士。别人中进士，忙着留在京城做清贵官；王安石却一任接一任往地方走，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都做过官。他在地方多年，看得越多，越觉得小修小补救不了大局。 他到鄞县（今浙江宁波）做知县。鄞县靠海，怕旱不怕涝，旧水利多年失修，雨水留不住，一少雨就闹灾。王安石带人走遍全县，修堤堰、挖陂塘，把荒田开出来。春荒时，他把官仓里的谷子贷给百姓，说好秋收后加利息还。官仓陈粮换新粮，百姓也熬过青黄不接。谁知这些在县城里试出来的办法，后来被他带进了朝堂。
一封没有回音的上书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上书宋仁宗，主张变法。他把话说得很直：国家不是没有钱，是钱用得不对；不是没有人才，是规矩把人才困住了。那封上书不是头痛医头，是要从根上换一套治法。可仁宗朝的老臣求稳，奏章递上去，像石沉大海。 王安石没有因此改口。朝廷几次召他进京，他推辞；让他试馆阁，他也推辞。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怪。其实他在地方看得清楚：田亩对不上，差役压得人喘不过气，豪强兼并，百姓一遇荒年就借高利贷。这些事，靠一县一州的修补，补不完。 仁宗去世，英宗即位，朝局仍旧。直到宋神宗即位，局面才变。神宗年轻，一心想富国强兵。他把王安石召来问：“本朝立国已久，为何还是又贫又弱？”王安石回答得干脆：要变风俗，立法度。神宗听进去了。熙宁二年（1069年），他任用王安石推行变法。
新法出闸
王安石一上台，就把农田水利摆上案头。他任参知政事，主持制定并推行农田水利法：各地查水利、修陂塘、开荒田，官府给政策，也派人督责。
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青苗法出台。官府把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米作本，春荒时贷给百姓，谷熟后随税归还；为的是压住豪强高利贷，也让官仓的钱粮转起来。新法像一辆刚出闸的车，轮子转得飞快。 可就在这时，反对的声音也起来了。老臣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地方官为了交差，把青苗钱硬摊给不需要借的人；利息一重，百姓又叫苦。朝堂上原本同坐一条凳子的士大夫，开始分成两拨：一拨说非变不可，一拨说越变越乱。神宗顶着压力，王安石也不退。新法还要往前推，前面的路却已经起了雾。
差役这件事
新法出闸，头一道难关不在田里，在差役上。北宋的百姓要给官府当差：里正催税，户长跑腿，衙前押运官物。差役不是出把力气就完，官物丢了要赔，船翻了要赔，一趟差事赔进几亩田，一户人家就散了。种田的交粮，当差的出力，到头来出力的人先垮。
熙宁四年（1071年），募役法推出来，也叫免役法。办法不绕弯：不再按丁口派差，改按户等缴纳免役钱；官府拿这笔钱雇人应役。缴了钱的人家，不再亲身去当那趟差，役钱顶了亲身服役，应役的人由官府出钱去雇。这道理，街市上的商贩一听就懂。
谁知新法一落地，先跳起来的却是另一头。原先官户、寺观、女户、单丁户不服差役，如今也要出钱，叫助役钱。东京开封（今河南开封）的富户拍着案子问：“我缴了役钱，官府另雇人应役，怎么还要我再出助役钱？”管账的官吏不紧不慢回一句：“从前不服役的人家，如今也得分担些。”话不投机，梁子就此结下。
青苗钱落到谁手里
青苗法本是王安石在鄞县（今浙江宁波）试过的老法子：官府把常平仓、广惠仓的钱米拿出来，春荒时贷给百姓，谷熟后随税归还，收些利息。为的是让百姓不去求豪强的高利贷，官仓的陈粮也能换新。
可到了州县，事情就走了样。上头要政绩，下头看数目：贷出去的钱多，就是办得好。于是有的地方不问愿不愿，按户摊派，叫抑配；不愿借的也得借，借了就得付息。富户不缺钱，硬塞给他；穷户还不上，到了秋天照催不误。利息听着不重，借一回滚一回，压得人抬不起头。
百姓怨，州县官也叫苦；叫苦的话一层层递上去，到了朝堂就成了弹章。老臣们咬住青苗法不放：官府不该与民争利，吏胥下乡必有骚扰，这是拿百姓的钱给朝廷生利。话句句打在要害上。
神宗顶着。他要用钱，要强兵，要一个能办事的朝廷；可夜里翻那些奏章，一页比一页沉。有一年地方上遭灾，催息的文书照样往下发，哭诉的状纸也跟着进了宫。神宗把状纸搁在案上，半晌没动。
不肯退的人
熙宁年间，反对的声浪一年高过一年。保守元老重臣从四面围上来，有的辞官，有的拒不奉行，有的当面争得面红耳赤。新法推一步，反对长一寸。
王安石不肯退。他在神宗面前把话挑明：天变不必怕，祖宗成法不必死守，旁人的议论也不必句句都听。话说得一句比一句硬。神宗听着，半晌没接话。
朝堂上原本同坐一条凳子的士大夫，如今分列两边。一边说非变不可，一边说越变越乱。神宗站在当中，左右都是自己人，左右都不肯让。新法还在往前推，皇帝的犹豫却已经藏不住了。一场更大的风浪，正朝王安石头上压下来。
天变与弹章
反对的奏章像雪片一样飞进宫里。老臣们抓住青苗、免役两条不放：官府放钱收息，就是与民争利；吏胥下乡催讨，就是扰民。话说得重，句句都落在神宗心上。神宗要富国强兵，可他也怕天下骚动。每回朝议，他坐在中间，听一边说“非变不可”，听另一边说“越变越乱”，半天不落一句话。
王安石不退。他清楚，新法一松，前头几年就白费了。可皇帝一犹豫，底下就有人看风向。有的州县把摊派的名册藏起来，有的把催息的文书压着不发，有的干脆上书自请调离。新法还在纸面上走，到了乡里，已经走走停停。
偏偏这时候，天下灾异不断。守旧的人把天灾与人祸捆在一处，说这是新法招来的。神宗夜里睡不安稳，白天再看那些弹章，手就软了。他终于让王安石离开朝廷。这是第一次罢相。王安石走时，新法没有废，可朝堂上少了一个最不肯退的人。
两度罢相
谁知王安石走后，新法并没有停。神宗还要办下去，又把王安石召回来。可这一回，朝堂上的裂缝已经补不上了。支持新法的人里头，也有人争权；反对新法的人外头，声浪更高。王安石再坐回位子，发现自己推一步，底下就顶一步。
有一回，为了免役钱的数目，朝臣在御前争得不可开交。王安石说，免役法让百姓出钱免役，官府雇人应役，这是两便。反对的人回他：钱从百姓身上出，官府雇人应役，中间多了一道官吏的手，百姓只会更苦。神宗听着，谁的话都像有理。他需要王安石，又怕王安石太硬；他想保住新法，又怕失了人心。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还是离开了朝廷。这一回，他再没有回来。神宗把新法攥在自己手里，继续往前推。可皇帝一个人撑，撑得住章程，撑不住人心。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朝局又翻了一页。
元祐更化
神宗一死，高太后听政。朝堂上的风向很快变了，原先被压下去的老臣，司马光等，一个个回到朝中，头一件事就是把废新法提上日程。新法不是一道令就全废，而是一件一件被议停、改动：有的先停，有的议改，有的搁下；到元祐年间，废法的事一步步推下去，这便是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青苗法先被停废，免役法等还在陆续议改。就在这一年，王安石去世。他去世时，新法并未废完，朝堂上的争论也没有停：这边说早该废，那边说废了可惜。当年在鄞县（今浙江宁波）贷谷的旧事，本是一番好意；后来放到州县，成了摊派，成了利息，成了百姓头上的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从它开始那天起，就没有统一过。
新法在时，府库确实充实过，军事也振作过；可新法一废，旧账又翻回来。豪强兼并停了吗？没有。旧党把新法一件件搬走，却搬不回一个清静的天下。朝堂上换了一班人，党争却比从前更凶。谁能想到，一场想富国强兵的变法，最后留下的，是一道更深的裂痕。
王安石走后，新法旧法翻来覆去，北宋的朝堂再没有安静过。下一回，朝堂上换了一班人，旧法一件件搬回来，可搬得回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