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生于改朝换代的年月
一六四〇年,明朝崇祯十三年,蒲松龄出生,字留仙,号柳泉居士。这个孩子来到世上时,熟悉的天下秩序正被巨大的变化冲击。他幼年经历了明清易代,改朝换代的动荡落进了他的童年。材料没有告诉我们,他在那些日子里具体经历过什么,却明确指出他“幼年经历明清易代”。这段童年没有留下细碎的日记,却成为理解他后来作品的背景:人世的名分与秩序可以突然改变,功名、出身和体面也未必牢靠。
蒲松龄后来没有离开乡土太远。他一生大部分光阴都浸在淄川的乡野与烟火气息里。村庄里的口耳相传、读书人的失意故事、民间对狐鬼的敬畏与揣测,都可能成为他观察生活的材料。别人听来只当是谈资,他却在心里追问:奇闻背后藏着什么人的心思?鬼狐故事照见的,又是什么世道?
二、反复落第的读书人
蒲松龄走的是读书人熟悉的道路,靠文章参加考试,希望由此进入仕途。可他中年屡试不第,一次次赴考并没有换来更高功名。同龄人中有人沿着这条路走进官署,他却仍留在乡间。到了晚年,他才以岁贡生的身份终老。这不是显赫官职,更像读书人晚年的一个名分,却无法抹去长久的落寞。
失意没有使他放下笔。相反,考试与仕途之间的缝隙,渐渐变成他观察社会的入口。他知道读书人在考场里怎样挣扎,也知道普通人面对功名、钱财和身份时会怎样选择。《聊斋志异》寄托着他的“孤愤之思”,也写出了人间之情。于是,他把目光从自己的失意移向更广的人间,让不同身份的人物在故事里作出选择。
三、在毕家书斋里的三十年
为了维持生活,蒲松龄长期在乡绅毕家做家庭教师,教东家的孩子读书。这段经历前后约三十年。白天,他面对的是孩子、文章和课业;夜晚回到自己的住处,空斋寂静,乡村的虫鸣从窗外传来。漫长而重复的教书生活,让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有充足时间整理见闻,也让他与乡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有学者认为,蒲松龄写狐精的作品多完成于他在毕家任教的时期。独自面对空斋,郁闷需要出口,他便在“杳冥荒怪之域”设想另一个世界,让异类有情,让狐女可以与书生产生真实的牵绊。这不是说他把生活照搬成奇谈,而是说他的想象有明确的出发点:现实里说不完的话,可以借一个奇异的角色说出来;现实中难堪的处境,也可以在故事里得到另一种观察。
四、把乡野传说变成新故事
蒲松龄并非凭空造出所有情节。他以民间流传的鬼狐故事为蓝本,吸收口耳相传的奇闻,再倾注毕生心血进行创作。乡民讲述的狐仙、鬼怪和旧宅异事,经过他的选择与加工,进入了《聊斋志异》。这部书寄托着他的孤愤之思,也写人间之情:爱情、亲情、义气、贪念以及普通人在困境中的挣扎,都被放进奇幻外壳之中。
全书近五百篇,其中写狐的作品达到八十二篇,约占六分之一,而且多被看作精品,篇幅也较长。狐狸因此成为《聊斋志异》中最醒目的角色之一。蒲松龄没有把狐写成单纯的怪物,而是尽量遮蔽它的兽性。《狐嫁女》中,狐翁面对偷窥者不但不生气,还邀请客人入席,以礼相待;人与狐之间由此出现了可以交往的秩序。
五、狐故事原本就有两副面孔
蒲松龄偏爱写狐,并非凭空选择。狐狸在古老传说中早已同时拥有善与恶两副面孔。《山海经》中已有九尾狐的记载,《说文解字》又把狐的毛色、身形和死时首向洞穴列为“三德”,其中包含不忘根本的意思。在这样的观念里,狐可以象征祥瑞,也能显出灵异。
与此同时,人们也怕狐。狐狸昼伏夜出,钻入洞穴,叫声令人害怕,于是又被视为“祅兽”,仿佛鬼怪所乘。汉代兴起“物老为精”的观念,葛洪说狐狸活得够久便能变化为人形;东晋郭璞又写狐五十岁能变作妇人,百岁成为美女,还能够知道远方之事。漫长的传说积累,使狐既能与人亲近,也随时可能成为祸患。蒲松龄选择这个古老角色,正好可以承接民间已有的想象。
六、狐狸的名声为何变坏
到了南北朝以后,狐狸形象逐渐发生变化。有人借“狐”音讥刺“胡”,把政治与族群情绪压在动物身上;道教与佛教相互竞争,也借狐狸故事较量降妖本领。狐狸在传说中越来越容易被写成精怪。民间则仍保留着祭祀狐神的习惯,甚至有“无狐魅,不成村”的说法。敬与怕并未消失,只是方向越来越不同。
宋明时期,不少文人普遍丑化狐狸。朱熹注解《诗经》时,把狐称为“不祥之物”,又说它是“妖媚之兽”。按学者统计,现存文献中的狐精故事,唐代有六十八个,宋代只剩二十一个,明代只有十九个。故事数量下降,形象也趋于固定:狐精多化为女子,往往被写成吸取精血、伤害人的角色。蒲松龄要写狐,面对的正是一份沉重的坏名声。
七、把狐写成可以相交的人
蒲松龄笔下的狐精形象被逆转过来。他让人与狐的感情获得平等位置:人怕狐精,是因为彼此外形不同,但故事提醒读者,人在出生之前、死亡之后,谁又能断言自己不是异类?众生处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本可相互理解。于是,狐女不再只是诱惑或灾祸的符号,而成为敢爱敢恨、能够为情义作出牺牲的人。
《鸦头》中的狐女忠于爱情,甚至离家出走,与母亲对立;《辛十四娘》中的狐女救了轻薄无行的冯生,却因对方品性不改而最终离去。《阿绣》里,狐女体谅刘子固的痴情,化身相助,让他得到阿绣。狐精由此显出多具人情、和易可亲的一面。它们不仅有智慧,也会反省。《雨钱》中,狐翁仰慕秀才的学问,却拒绝替他偷钱,明白表示自己原本要的是文字之交,不是共同作贼。
八、一位高官的赞赏
《聊斋志异》传开后,王士祯注意到了它。这位康熙年间的文坛领袖,与蒲松龄只见过一面。王士祯与蒲松龄只见过一面。当时王士祯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蒲松龄是乡村教书先生。因为坐馆的毕家与王士祯家是远亲,蒲松龄作为陪侍才得以与他相见。
王士祯读过蒲松龄的诗,只略加批注便不再关注;可翻看《聊斋志异》仅数条,他便大加赞赏。此后,他两次致函蒲松龄,讨要原稿阅读,写下三十六条批语,并把其中五篇文章略加修改,收入自己的笔记《池北偶谈》。他还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一位有地位的人如此留意乡间教书先生的作品,给了蒲松龄少有的肯定。
九、纪晓岚的另一种眼光
并非所有文人都欣赏这种写法。写出《阅微草堂笔记》的纪晓岚,对《聊斋志异》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小说既然叙述见闻,就应当像传记那样取熔经义、参酌史裁,或者严格遵循旧小说体例,让读者看清故事来源。蒲松龄的作品却汪洋恣肆,把不同写法混在一起,因此被他视为“一书而兼二体”,只是“才子之笔”。
纪晓岚还认为书中存在轻慢狎昵的描写,因而始终没有把《聊斋志异》列入《四库提要》名单。这场分歧不只是审美偏好不同,也关系到小说可以怎样写作:一种意见强调规矩与教化,另一种意见看重自由想象和人物选择。这种批评显示,当时文人对《聊斋志异》的写法有不同看法。今天读他的作品,仍能感到那些狐鬼故事不断试探边界:它们既像寓言,又不肯被单一道理完全收拢。
十、手稿让伏案的身影重现
蒲松龄去世以后,《聊斋志异》不断流传,成为跨越地域与时代的经典。今天,人们仍能从手稿中看见他伏案著书的痕迹。辽宁省图书馆藏有《聊斋志异》半部手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柳泉居士词稿手迹》以及蒲松龄抄蔡琰《悲愤诗》等手稿,蒲松龄纪念馆还藏有《聊斋表文草》《拟表九篇》等手稿本。
这些手稿曾在展览中首次齐聚亮相。展厅还复刻了蒲松龄的书斋,把柳泉风物、聊斋故事意境与古风竹林光影结合起来,让人看到一位乡村教书先生怎样把乡野见闻写成奇书。从一六四〇年出生,到中年落第、晚年以岁贡生终老,再到作品流传后世,蒲松龄没有走进庙堂,却让无数人物在狐鬼故事中留下了选择。鬼狐替人间打开另一扇门,门后照见的,仍是人的情义、欲望与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