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命令
雍正年间,贵州的一场地方冲突传到了朝廷。皇帝先问过别的官员,招抚没有办定,又把问题交给鄂尔泰。1726年春,鄂尔泰上了一道奏疏,提出改土归流:撤去一些地方世袭的土司,改由朝廷派官员治理。
这件事原先并没有立刻走向出兵。贵州官员请战时,皇帝没有马上准许;另有官员报告,当地箭利、山险,用兵不易,朝廷便先命招抚。招抚拖延未定,才又向鄂尔泰征求办法。接手之后,鄂尔泰没有只答复一处战事,而是把几省边界和土司的管辖一并列出来。
在这些地方,土司受朝廷封授,职位却常在家族中承继,手下还有管理村寨的土目。鄂尔泰报告,有的土司向百姓层层加派钱粮,连婚嫁也受首领家中的事情牵制;有人遭杀害,亲属还要出钱。他把这些弊害写进奏疏,要求改变原来的管法。
他还把乌蒙的交纳数额与实际加派放在一起报告:名义上的钱粮不多,向下征取却重得多。他列出一年内的小派、隔几年又来的大派,把百姓遭遇的负担摆到皇帝面前。对原有首领的指控,是他请求朝廷撤换土司的重要理由。
他先举出东川、乌蒙和镇雄。这几处原归四川管辖,却离云南更近。前一年冬天,乌蒙的人马攻打东川,云南出兵击退了进攻,四川的令箭才送到。两边分头管事,援兵和命令到来的先后,已经在战场上显出问题。
东川虽已改派流官,地方仍被土目占据,文武官员长期住在省城,大片土地无人敢耕。鄂尔泰请求把东川等地改隶云南,让办事的官员和调兵的人能归到一处。他还提出设置府和驻兵的镇,把原来分散的权力接起来。
改归谁管
鄂尔泰的奏疏不只讲东川。他又提出贵州、广西交界的一处难题:两边的州跨江相互伸入,村寨发生冲突,官吏容易互相推托。他建议沿江重新划界,江北归贵州,江南归广西,并增加州治、驻兵的营。
在云南西南,他把澜沧江两岸分开考虑,在奏疏中转述了江内一些地方改派流官、江外保留土司的主张。在贵州,他则要求出兵深入、打通江路。不同地方,他提出的手段不同,并不是一天之内把所有土司一齐撤掉。
至于怎样改流,他排了次序:设法擒拿首领,比直接出兵征剿为上;让土司自行归附,又比下令逼其交出土地为上。但军队仍是他推行这些办法的后盾。他同时要求挑选将领、训练士兵,用赏罚约束军队。
这份建议得到皇帝赞同。随后,调兵、招降、撤换首领和划界设官,接连展开。改土归流不再只是奏疏中的几个字,原有首领是否还掌权、土地归哪省管,都要在各地真正办理。
招降与出兵
乌蒙的禄万钟曾侵扰东川。鄂尔泰请求把东川改隶云南,获准后又与四川总督岳钟琪一起处理乌蒙的事情。他们招来禄鼎坤归降,再让禄鼎坤去招禄万钟。禄鼎坤去了几次,禄万钟仍没有接受招抚。
鄂尔泰于是命总兵刘起元率兵进攻,攻破禄万钟居住的寨子。禄万钟逃到镇雄土司陇庆侯那里。到了下一年,禄万钟向岳钟琪投降,陇庆侯也前去请求改土归流,皇帝命人把二人交给鄂尔泰审理。
乌蒙改设府,镇雄改设州,又在乌蒙设镇驻兵,与东川一同改归云南管理。原来由土司家族掌握的地方,换上了新的官署和军队;附近仍据寨自守的土目,继续受到清军进攻。
另一处泗城,土知府岑映宸放任部众抢掠,还派兵驻屯。鄂尔泰上疏弹劾,并让各路军队等候命令进讨。岑映宸请求免死,接受改流。鄂尔泰请把他送回浙江原籍,留下弟弟奉祀祖先,原来的土知府职位则不再照旧传承。
同在这一阶段,鄂尔泰还接连派兵处理镇沅、威远、新平的冲突,擒获一些首领,也接受一些人的归降。每一处投降或被攻下的地方,后面都接着设官、登记和收税的安排,军队并不是打完一仗便结束所有事情。
新的官署与关隘
长寨后路的一批村寨接受招降后,鄂尔泰一方编造户口、规定赋税。土地、人口和交纳钱粮的数额,被接到新官府的册籍中。原来由首领管理的居民,要面对新的官员和新的办事规矩。
在云南南部,清军进入澜沧江内的茶山地区。前进时,士兵带着斧、锹开路,清除沿途的木栅和沟障,又占住山坡,接通运粮的道路。归降的人被用来引路,帮助军队继续向前。
随后,普洱升为府,军官调来驻守,思茅、橄榄坝也设官驻兵。招抚、进攻和设置官署连在一起,朝廷的行政力量进入了更多地方。被撤职的部分土司、土目则被迁往别省安置,不能再留在原地掌握旧部。
这些改变带来了新的权力安排,也迫使许多家庭离开原来的生活。原有首领有人被杀,有人被迁走;军队深入途中,士兵也因当地疾病而死亡。府、州和营汛建起来,并不意味着地方上的人从此都能安稳生活。
乌蒙再起战事
刘起元后来移镇乌蒙。《清史稿》留下的记载中,这位新来的总兵却被指斥为贪婪残虐。1730年,禄鼎坤和族人禄鼎新、禄万福等纠集人众攻城,刘起元、游击江仁、知县赛枝大等被杀,他们的家人也遭杀害。
鄂尔泰把乌蒙失守的消息上报,请求罢免自己。皇帝没有准许,仍命他留任。乌蒙周围的冲突接着扩散,东川、镇雄及附近许多村寨都卷入战事。有人杀害传递军情的塘兵,有人劫夺运粮,有人堵住险隘、毁坏桥梁。
原来划定的省界和新设的官署,没能阻止这场危机。军情要传递,粮食要送到,官兵却要经过被截断的路。鄂尔泰再次集结军队,决定分三路推进,分别向东川、乌蒙和镇雄出兵。
这一回,冲突又在新设官署已经驻有守军的地方爆发。乌蒙从设镇驻兵走到了城池失守,朝廷原先的划界、设官和驻兵安排,没能把地方安定下来。朝廷为重新控制城池,再次调来军队,当地居民又被卷入战争。
三路推进
鄂尔泰先派魏翥国赶赴东川。魏翥国行军途中遭人刺伤,朝廷一方改由官禄接替。另一路由哈元生和副将率军向乌蒙推进,韩勋则向镇雄出兵。将领受伤、道路受阻,原定的安排还得继续调整。
韩勋在奎乡一带交战,攻破村寨;哈元生一军也连续作战,向乌蒙城推进。各路清军夺取关隘,最终重新占领乌蒙。禄鼎坤、禄万福等人被处死,这场攻城与反攻以清军重新控制当地告终。
战斗结束,杀戮却没有立即停止。鄂尔泰又命提督张耀祖督率各军,分道搜捕,清军在搜捕中大肆杀戮。皇帝奖赏鄂尔泰和将领,拨银犒劳军队;没有参与反抗的部分土司家属,也得到赏赐。
对朝廷来说,这被记作平定地方的功劳;对经历攻城、反攻和搜捕的居民来说,付出的却是生命与家园的代价。改换制度没有自动消除官兵的侵害,军事上的胜利也没有抹去战争造成的损失。
战后还要办什么
战事过后,鄂尔泰命人在云南、贵州交界处修桥,取名庚戌桥,用那一年的干支纪念。他又上疏,请求重新安排乌蒙、镇沅、东川、威宁等地的驻兵营汛。已经夺回的地方,还要有人守,也要有通行的路。
接着,他提出一批水利工程:疏浚嵩明州的杨林海,开垦周围草塘,疏通宜良、寻甸的水道,开垦东川城北漫海一带,并修筑河堤、整修其他工程。这些建议交给朝廷有关部门议行,不能把上疏提出的每一项都当成已经建成。
边外也有人向朝廷提出新的交纳办法。孟连土司请求每年交纳银厂的课税,鄂尔泰上报后,皇帝命把所请数额减半。皦子请求每年进贡土产,入贡时得到盐的赏赐。并非每一处都用撤去土司的同一种办法,边内、边外的安排仍有分别。
鄂尔泰的奏疏和军令,让西南许多地方的归属、官署和驻兵发生了变化。招降不成便出兵,设官之后又爆发反抗,平定之后仍须修路、安排驻兵与水利。从提出改流到战后的安排,他接连处理的,始终是这些具体而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