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爱提问的孩子
八百多年前的福建尤溪,一座临着小山的馆舍里,传出了新生儿的啼哭。这是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这个男孩取名朱熹。谁也没想到,他日后会成为影响中国几百年的大学问家。朱熹五岁进入小学,就能读《孝经》,还在书上写下自勉的话: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别的孩子玩耍时,他却常常对着天空发问:太阳依附在什么上面?天又依附在什么上面?大人听了又惊又奇。这个爱提问的习惯,伴随了他一辈子。
少年失怙与三位老师
朱熹的童年并不平坦。他先随父亲迁居政和,在云根书院、星溪书院读书;十一岁又迁到建安,在环溪精舍开始“十年寂寞抱遗经”的苦读生活。读到《孟子》里“圣人与我同类者”一句时,他高兴得不得了,立下志向:要追寻圣人的境界。可是十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了。父亲临终把儿子托付给好友刘子羽。朱熹从此跟着刘子翚、刘勉之、胡宪三位先生学习,人们称他们为“武夷三先生”。他访学于兴贤、紫阳、隆教等书院,一步步打下了学问的根基。
年轻的进士,不安分的官员
朱熹读书读得好,考得也早。绍兴十八年,他才十九岁就中了进士,让许多人惊叹。可是他做官的时间却不多:他做官的时间相对有限,其余岁月主要用于讲学和著述。他先后整顿过同安、南康、漳州、潭州等地的官学,但真正让他倾注心血的,是书院。在他看来,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比做官更能安顿天下人心。他后来总结出六条读书法: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都是他几十年读书的心得。
岳麓山下的盛会
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三十七岁的朱熹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他从福建远赴湖南,到岳麓书院拜访另一位大学者张栻。两人围绕太极、乾坤、中和、仁四大议题,朝夕晤谈,一讲就是两个多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消息传开,四方学者跋山涉水赶来听讲,屋里坐不下,连马池里的水都被马喝干了。朱熹认为,书院不只是教书的地方,更是不同学问互相碰撞的平台。他说:讲学以会友,则道益明。这种不同学派公开辩论的做法,开创了书院“会讲”的先河。
这次会讲也永远改变了岳麓书院。元代理学家吴澄评价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后来朱熹知潭州时,又主持兴复岳麓书院,扩大了办学规模,使岳麓书院的声名更加远播,被誉为“潇湘洙泗”。
鹅湖寺的激烈辩论
八年后的淳熙二年,又一场著名的辩论在江西上饶的鹅湖寺举行。这一回,朱熹的对手是主张“心即理”的陆九渊。两人争论的核心是:学问该怎么做?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认为要多读书、多观察、多分析归纳,才能明白道理;陆九渊则认为,只要发明本心,心明了,万事万物的道理自然贯通。双方各执一词,讲论了三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可正是这场不分胜负的争论,把学术推向了新的高度。朱熹并不因为观点不同就疏远对手,这份气度,为后人留下了求同存异的典范。
重建白鹿洞书院
淳熙六年,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修复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这座书院早已破败,朱熹四处筹措,把它重新建了起来。开学那天,他亲自登台讲说《中庸》的第一章,又把圣贤教人为学的要点写成条文,挂在门楣上,这就是《白鹿洞书院揭示》。它分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五个部分,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学规。朱熹定下这条规矩,是要纠正当时官学和科举里“钓声名、取利禄”的风气,教人先学做人,再求学问。
在朱熹看来,“明人伦”是书院教育的根本,成才必先成人。他还论述了“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阶段:八至十五岁为小学,教之以事,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十五岁以后为大学,明之以理,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他依据循序渐进、由事至理的原则,自编了《童蒙须知》,把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字等杂细事宜一一写明,作为小学阶段的教材。
与小学相衔接,大学教育则以“四书”为主,以格物致知作为认识论基础,引导学生在“圣贤坯璞”的基础上再加光饰,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形成浓郁的理学教育特色。
请对手来讲课
更让人称奇的事发生在淳熙八年。朱熹把老对手陆九渊请到了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选的题目是《论语》里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个题目很老,陆九渊却讲出了新意:判断君子还是小人,不能只看行为,要看志向。志向在义,所学所行自然在义;志向在利,一言一行都围着利打转。这番话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听的人竟有落泪的。朱熹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把陆九渊的讲义刻在石头上,还亲自写跋推崇。曾经争得面红耳赤的两个人,就这样在书院里互相成就。
武夷山中的书屋
朱熹一生钟情武夷山水。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他在武夷山隐屏峰下、九曲溪畔建起武夷精舍。在这里,他一住就是八年,潜心研学。大批学子背着书箱纷纷赶来,许多理学家也在附近择地筑室,渐渐蔚成一方学园。正是在这里,朱熹完成了他最重要的著作《四书章句集注》。他把《大学》《中庸》从《礼记》里单独抽出来,仔细探究每一章每一句的意思;《论语》《孟子》则融会前人的注解。绍熙元年,这部书刊印问世,标志着朱子理学体系的成熟。此后他不断修改,倾尽了毕生心力。
更早的耕耘:寒泉与云谷
其实早在武夷精舍之前,朱熹就在环武夷山一带默默耕耘。乾道六年,他在建阳创办寒泉精舍;至寒泉五年,他开始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部书汇在一起作注释,还完成了《资治通鉴纲目》《西铭解》等著作,并与吕祖谦合编了《近思录》十四卷,这是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选集。淳熙二年,他又在云谷山建起晦庵草堂,以“耕山钓水,养性读书”为乐。弟子蔡元定在对面山结庐耕读,师徒约定:学有疑难时,就在山上“揭灯为号”,第二天聚在一起解难释惑。一盏灯火,连起了两座山头的学问。
考亭的晚年
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六十多岁的朱熹迁居建阳考亭,创建了沧洲精舍,也就是后来有名的考亭书院。考亭八年,他完成了《书集传》《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著作,还编写教材刊刻行世。八方学者慕名而来,考亭书院声名日盛,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环武夷山的这一片书院,被人们誉为“南闽阙里”“道南理窟”。据考证,与朱熹创建、修复、读书、讲学相关的书院多达六十七所。一个学者,用一座座书院,把学问的种子撒遍了南方。
他留下的著述也十分可观。朱熹现存著作二十五种,六百余卷,约两千万字,其理学研究和代表著作,大多在环武夷山手创的诸书院中完成。
风雨中的最后岁月
朱熹的晚年并不平静。庆元年间,权臣韩侂胄当政,朱熹等人被指为朋党,学说被斥为“伪学”,朝廷规定凡“伪学”中人一律不得做官,史称庆元党禁。朱熹人生最后的岁月,是在这样的阴影下度过的。庆元六年三月初九,公元1200年4月,朱熹病逝于建阳考亭的沧洲精舍,享年六十九岁。他没能看到自己学说的荣耀,但历史很快给出了答案:嘉定二年,朝廷赐他谥号“文”,后世尊称他为朱文公。
身后的哀荣还在继续。宝庆三年,宋理宗下诏,称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特赠太师,追封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并从祀孔子庙。清康熙五十一年,朱熹获升配大成殿。
一部书改变读书人
朱熹留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元代之后,《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读物,一大批诠释“四书”的著作涌现出来;元仁宗时更正式定为科场程式。从此,天下读书人读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经过朱熹的整理与注释。
明代沿用这一格局,洪武二年科举颁定程式,以朱熹等人的传注为宗;明成祖又敕命胡广纂修《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主攻朱子之学,朱熹的经解由此成为官定读本。他的学说还传到朝鲜、日本,影响了整个汉字文化圈;《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在海外被广泛接受。今天,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武夷精舍依然矗立,人们走进去,还能感受到当年那盏为学问点亮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