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炉旁边的少年
明朝正德年间,湖北蕲州城里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李家世代行医,祖父是远近闻名的医生,父亲李言闻尤其重视本草,常为弄清药性亲自进入山林采集药材标本。1518年,李时珍出生在这个家庭。他自幼身体瘦弱,咳嗽和发烧常常相伴,童年几乎是在药炉边度过的。父亲的长期调治使他的身体渐渐好转,而父亲采药、辨药、制药和行医的身影,也让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一个被疾病反复提醒的孩子,从早先就明白:药物既能救急,也可能因误用而伤人。
三次乡试之后
不过,李时珍的父亲原本另有打算。那时医生地位不高,人们常把医生与巫婆、算命的人相提并论,父亲不愿儿子再走这条辛苦路,希望他读八股文、参加科举,谋得一官半职,改变家中贫困的生活。李时珍在督促下读了几年八股文,但他从小养成求真务实、注重实践的态度,难以写出脱离实际的文章。十四岁时,他考中秀才;此后三次参加乡试,却都未能考中。三次参加乡试都没有考中后,他决定放弃科举,转而专心学习医学。他给父亲写诗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父亲早已看出他对医学的喜爱,见他意志坚定,终于同意让他学医。
从诊室发现旧书之误
李时珍随父学习,博览古代医药著作,又在实践中反复验证,很快成长为一名受到认可的医生。看得越多,他心里的不安也越重。旧有本草书里不只有零星小错:宋代编成《证类本草》以后,本草学长期没有大的进展;书中沿袭的说法常常彼此冲突,一些药物的形态、产地和用途被写错,还轻视来自民间的药方。行医者若照抄错记,轻则延误病情,重则可能危及病人生命。李时珍逐渐认定,仅靠修补零散条目难以解决问题,必须重新梳理整部本草。三十五岁那年,他下定决心编撰一部新的本草书,把错误辨清,把遗漏补上。
太医院的一年
李时珍的医术渐渐传开。他先到楚王府任职,担任奉祠正并掌管良医所事务,后来因医术受到推荐,进入北京的太医院。四十一岁时,他终于得到接触宫廷珍藏医书的机会,也得以观察来自国内外的珍贵药材标本。这些条件让他的考订工作更有依据。然而,他并不喜欢宫廷中的政治斗争,更不习惯那里的办事方式。他曾多次提出修订本草书,却没有得到响应;当时皇帝专注于炼制所谓长生不老的丹药,他的建议无人关注。任职一年多后,他选择辞职离开太医院,回到家乡,准备用自己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
东璧堂的新计划
回到蕲州后,李时珍以自己的字“东璧”为堂号,创立东璧堂,坐堂行医,同时开展药物考察。他并不满足于把旧书重新抄一遍,而是要建立一套便于查辨的体例。“以纲挈目”“纲举目张”的编排思路给了他启发:先确立总纲,再分列细目,把名称、产地、形态、功效和方剂逐项对应。他把这部新书定名为《本草纲目》。行医与研究互相推动:来看病的人让他接触真实病症,乡间生活则让他能够接近生长在田野、山林和水边的药物。编书不再是书斋里的推想,而成为一项需要不断走出去、反复核验的工作。
向熟悉药物的人求教
为了解决疑问,李时珍深入实地考察,足迹遍及今湖北、河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研究一种药物,他先比较诸家记载的异同,再亲自观察、试验并加以参证。旧书读得再多,也替代不了对活物的观察。他向农民、渔人、车夫、樵夫和捕蛇者请教,了解药物的生长环境与分布情况,也收集了大量标本和民间单方。这些来自日常劳动的经验,使旧书里模糊的描述变得具体,也让一些被忽视的药物进入他的视野。
穿山甲的疑问
一次实地考察,让李时珍对古书中的说法产生疑问。南朝名医陶弘景记载,穿山甲是水陆两栖的动物,白天张开鳞片引蚂蚁钻入,夜里再潜入水中,让蚂蚁浮出水面后吞食。李时珍请猎人帮忙捉到一只穿山甲,解剖后确认它确实以蚂蚁为食;可连续多日观察后,他发现穿山甲会直接到蚁穴中舔食蚂蚁,并不采用书中描述的办法。古人的观察可能抓住了某个细节,却把完整的情形弄错了。李时珍把亲见与试验所得写进书稿,用事实纠正旧说。类似的查证贯穿编纂过程,也使这部新本草与只知转抄前人的书区别开来。
二十七年的反复改写
编书并不是把材料堆在一起。李时珍参考八百多种书籍,采集样本,核对药性,整理民间经验,再把所得写成有条理的条目。资料不断增加,判断也不断修正,因此书稿一改再改。关于编纂所费时间,材料有“二十七年”和“三十年”两种说法,共同点是他长期持续工作,并三易其稿。1578年,《本草纲目》定稿。此时李时珍已经六十岁。书稿不是一个人的孤独成果:他的四个儿子、六个孙子中的四个以及徒弟都参与了编撰和出版。儿子李建中、李建元承担校正,李建方、李建木承担重订;孙子李树宗、李树声、李树勋参与次卷整理,李树本以端正工整的书写承担楷书工作。
重新安排药物的位置
定稿后的《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收录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三百七十四种是新增项目;附方一万一千零九十六首,附图一千一百零九幅。每种药物之下,依次列出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和附方,使名称、产地、炮制方法、功效与用法能够彼此对应。分类是全书最醒目的改变之一。李时珍不再沿用《神农本草经》按上、中、下三品排列药物的办法,而提出“析族分类,振纲分目”,大体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组织植物。动物则分为虫、鳞、介、禽、兽、人等部,再细分为若干类。
一本医书之外的知识
书中不只讲怎样用药。矿物条目涉及产地、开采、探测和冶炼,动物条目记述形态与习性,插图表现植物特征、动物神态和矿物纹理。李时珍还把医案、医话、民俗活动等内容收入其中,因此它又是一部汇集多门知识的博物学著作。书中“正误”一项专门用于辨正旧说,例如确认南星与虎掌本是同一种药物,辨明葳蕤与女萎并非同药,也纠正“马精入地变为锁阳”“草子可以变鱼”等说法。不过,编纂者也会保留当时流传的旧观念。书中关于萤火虫由腐草化生等说法,今天看来缺乏科学依据;一些药物的形态、产地记述也较简略,绘图难免失真。因此,《本草纲目》既集中了古代医药知识的成果,也保留了时代的知识局限,不能把它当成处处严谨无误的药物学著作。
印书难于成书
书稿完成后,新的难题摆在李时珍面前:怎样让这部书真正进入读者手中。七十多岁时,他从武昌前往当时的出版业中心南京,希望找到愿意承印的书商,却未能如愿。不同材料对求助和资助过程的具体年份、人名写法略有差异,但共同事实是,他为刊刻奔走多年,书商一度不愿承印,后来得到南京一位私人印书家的资助(资料中姓名作“胡成龙”或“胡承龙”),刻书工作才得以开始。1590年前后,刊刻工作终于启动。然而李时珍未能等到成书刊行的那一天,1593年,他在家中去世。1596年,金陵版《本草纲目》问世,这个最早刊行的版本后来被视为珍稀典籍。
从蕲州走向世界
《本草纲目》刊行后,很快走出中国。17世纪初,它传入日本,并影响日本江户时代的本草学和博物学。1650年,波兰人卜弥格把书中几十味中药的分布、形质、制作方法和用途译成拉丁文;1656年,这一译作在维也纳出版。此后,书中内容又以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传播。瑞典学者拉格斯特朗还把这部书推荐给生物学家林奈,书中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分类思路,成为林奈思考生物分类的知识来源之一。2011年,《本草纲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从药炉旁那个体弱的孩子,到完成五十二卷巨著并推动它走向世界的医者,李时珍留下的不仅是一部药书,也留下了用实践反复查证、用多年修订完成一件事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