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城里的少年
明朝嘉靖四年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一户秀才家里添了个男孩。这个孩子后来名叫张居正,出生时的名字却是张白圭。张家并非豪门,家中靠读书求取功名。居正自幼聪颖,十二岁便去投考生员,也就是秀才。荆州知府李士翱读过他的文章后十分赏识,亲自把他的名字改成“居正”,寄望他立身端正。这个名字后来伴随他进入官场,也成了人们议论他功过时的标志。
一次落榜
第二年,十三岁的张居正去应举人考试。湖广巡抚顾璘担任主考官,读到他的文章后十分欣赏,称他为自己的“小友”,又盛赞他是“国器”,甚至解下佩戴的犀带相赠。可是顾璘最后仍让这个少年落了榜。人们传说,顾璘是担心张居正少年得志、过早得意,反而难成大器,所以有意磨砺他;也有人说,主考官另有顾虑。无论真相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张居正这次没有中举。
三年后,十六岁的张居正考中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他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被选为庶吉士,后来升为编修。年轻时的张居正并没有立刻显出锋芒。他与严嵩、徐阶两位重臣都保持着来往,也与后来担任国子监祭酒的高拱关系良好。在复杂而多变的朝廷里,他既没有贸然依附某一方,也因此得以观察各部衙门怎样运转、奏章怎样在官员之间流转。
入阁之前的准备
隆庆元年,张居正升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正式进入内阁。他上《陈六事疏》,系统陈述自己对时政的意见。此时的明朝,外有边患,内有积弊:北方与鞑靼交战多年,南方赋税征收混乱,衙门办事迟缓,官员的才干与操守也难以凭日常印象判断清楚。张居正后来能够推行一整套改革,与他早年在吏部和内阁积累的经验分不开。
他与高拱共同处理了北方的一项难题。俺答汗的孙子前来投降,朝廷内部对如何处置意见不一。张居正和高拱利用这个机会推动与鞑靼和解互市,后来被称为“俺答封贡”,双方多年的战事由此结束。南方则获准在广州一年举办两次交易会。边境安定、贸易恢复,为朝廷集中精力整顿内部创造了条件。
幼主临朝
隆庆皇帝去世后,年幼的万历皇帝即位。朝廷经历一番内阁斗争,张居正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人们传说他与宦官冯保联手,在斗争中占了上风,高拱因此离阁还乡;真相究竟如何,谁也说不清,可以确定的是,张居正最终接替了高拱的位置。皇帝年幼,生母李太后完全信任张居正,军政大事由他主持裁决。此后十年,他成为明朝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
摆在张居正面前的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政令发下去常常迟迟没有回音,地方报上来的成绩难以核实,官员做得好坏混在一起,积欠的税银也越积越多。若只靠口头训诫,官员很快就会故态复萌。他需要一种办法,让每一件公事都有记录、有期限、有可追查的责任人。
三本账簿
万历元年六月,考成法开始推行。办法的核心是账簿。张居正要求全国各个衙门分置底册,把一切发文、收文、章程和计划都登记进去。底册一式三份:一份由本衙门留存,用来掌握日常事务;一份送到六科备注,办事实行一件注销一件,逾期未办的,六科上奏候旨;另一份送交内阁,作为考察官员升降任免的依据。
这套办法把办事过程变成了可以核对的记录。官员领到任务后,底册上便留下痕迹;事情办完,需要注销;期限过去仍未完成,便会进入上奏程序。以前难以纳入内阁控制的言官,也被纳入这套管理。考成法因此不只是考勤,而是一套把行政责任与监察结合起来的制度。
政令重新流动
考成法推行后,各衙门办事效率提高,中央到地方的政令变得畅通。多年积压的公事按册追查,占着位置却不干活的冗员被裁减,全国税捐也得到整理,数年的积欠得以收缴,国库收入增加。月有稽查,岁有考核,官员再想混日子,就必须在账册上留下无法解释的痕迹。
张居正也把整顿与财政、边防配合起来。他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将领镇守北部边防,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为改革争取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考成法管的是衙门内部怎样办事,而清丈土地、整顿赋税则要回答国家从哪里取得收入。两者一内一外,使朝廷的机器重新转动起来。
夺情风波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照官制,他应当离职守孝三年。然而改革正在紧要关头,他担心离开会使许多政事半途而废。在神宗支持下,他提出“夺情”,意思是放弃守孝、继续办公。消息传出后,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官员相继上疏反对,结果遭到廷杖和贬斥,邹元标的一条腿被打断,留下终身残疾。
反对意见最终被压下去,事态暂时平息,但张居正付出的代价十分沉重。他与大多数官员的关系变得紧张,被骂作贪权不孝,晚年执政风格也越发操切。考成法让官员不敢拖延公事,夺情风波却让官员难以完全安心。制度的力量与个人权威,在这时显出了不同的两面。
清丈土地
万历六年,张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清丈不是只查账面,还要核对土地实际占有情况,使隐匿的田产进入国家征税范围。这项行动牵涉地方豪强,也触及普通百姓的实际负担,因此比单纯的官员考核更受关注。
三年后,一条鞭法在全国推行,把原来名目繁多的税项和徭役合并,按亩征收银子。征收办法因此比过去简单,纳税人与官府都更容易计算。虽然没有彻底贯彻,纳税土地仍从四百多万顷回升到七百万顷以上,政府财政状况有所改善。考成法加强了对官员办事期限和责任的考核;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则直接关系到税源清查和赋税征收。
裁撤冗员
万历八年十月,吏部奉命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即予裁减。次年正月,两京户部侍郎以下裁去一百五十六个职位,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职位也被裁撤。经过这一轮整顿,文武官员从十二万余人降到九万八千人以下。
裁人并不只是减少开支。考成法建立起来的记录,使朝廷能够看到哪些职位长期空转、哪些机构办事重叠。官员数量减少后,职责需要重新分清,账册上的事务也必须有人继续办完。张居正把整顿吏部、清丈土地和征收赋税连在一起推进,形成了一整套相互配合的施政安排。
权势的顶点
张居正晚年权势极重。一次神宗读《论语》,把“色勃如也”的“勃”字读错音,他厉声纠正:“当作勃字!”声音太大,神宗惊惶失措,在朝大臣也无不大惊。另一次,神宗夜间与宦官游玩,行为不检,受到李太后训斥,张居正还为皇帝写了罪己诏。他出行时使用三十二人抬的大轿,轿内设有厕所和简易浴盆;他还禁止官员批评时政,下令禁毁各名山书院。
这些做法使他的威权日益突出,也引起皇帝和官员的忌惮。有人称赞他任国十年、纪纲修明,也有人批评他钳制言官、倚信宦官、行事偏执。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即1582年7月9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七岁。他去世前十天刚被加封为太师,死后谥号文忠。
身后的清算
张居正去世后不久,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神宗后来查抄冯保家产,并将他发配到南京孝陵种菜。随后,弹劾张居正与冯保交结恣横、贪滥僭奢、招权树党的奏疏接连出现。万历十一年,神宗下令查抄张家,张家遭到严厉清算:长子张敬修在严酷审讯后去世,次子张嗣修、三子张懋修被流放到边远瘴疠地区。为张家说公道话的官员也受到排挤,潘季驯因被指为党庇张居正而落职。当年因夺情事件得罪张居正的于慎行看得更清楚:居正当政时众人争颂其功而不敢言过,他死后众人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功,都未必符合实情。
迟来的平反
直到天启年间,朝廷才逐步为张居正平反。当年因反对夺情而被打断腿的邹元标担任都御史后,倡议恢复张居正的名誉。天启二年,朝廷下诏恢复他的官职并给予葬祭。崇祯年间,人们又以江陵旧事追念他,认为与其得到一百个平庸的宰相,不如得到一个救时的宰相。
张居正留下的考成法,以账簿、期限和注销把官员的日常行动纳入可核查的轨道,也使清丈土地、整顿赋税和裁撤冗员有了执行基础。后世对他的评价始终分成两边:一方面肯定他主持新政、整饬吏治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夺情、专权与钳制言官造成的裂痕。功与过都留在同一套制度和个人身上,随着他的去世而进入新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