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长大的李贽
1527年,李贽出生在福建泉州。他最初姓林,名载贽,后来改姓李,改名贽,字宏甫,号卓吾。李家原先是从事航海贸易的家族,祖先林驽常乘船往来于泉州与波斯湾的忽鲁谟斯之间,还在当地娶妻。这样的家世,使李贽从小接触到的,不只是书本上的礼义,也有海船、港口、交易和远行。泉州在宋元时曾是繁忙的大港,不同信仰的商人曾在城中往来。明朝建立后,政府实行海禁,民间出海受到限制,港口的旧日繁华渐渐褪色。不过,海洋仍留在这座城市的记忆里,也留在李家的生活里。李贽后来回忆,自己生于闽地、长于海边,一生辗转于各地求学、任职和讲学。他没有把海上的经历变成传奇,而是把开放、务实的感受带进了后来的思想。
海禁与家业转型
李贽出生时,明朝对民间海外贸易控制很严。朱元璋曾下令濒海百姓不得私自出海,明成祖又要求把原有海船改作平头船,民间远航因此更加困难。靠海谋生的泉州人却没有完全停下脚步,相传李家等海商甚至借出海捕鱼之名,继续建造双桅尖底船,同外国人做生意。据说即使有人因出海贸易败露而获重罪,仍有许多人冒着危险前往。这说明风险并未让海上传统消失。与此同时,家族中的一些人开始转向科举,希望在陆地仕途中寻找新的出路。李贽的父亲李钟秀重视传统儒学教育,让七岁的儿子读诗书、习礼文。两种生活经验于是同时进入李贽的成长:一边是家族跨海谋生的记忆,一边是读书人遵守秩序的教诲。后来他反对把某一种经典和权威当成永不变的答案,这段家庭背景正是理解他的重要线索。
少年便敢发问
李贽幼年丧母,跟着父亲读书,学业进展很快。他自幼倔强,不肯轻易随人俯仰。十二岁开始作文时,他已经敢质疑孔子对种田人的轻蔑看法。在当时,读书人从小学习尊崇孔孟,一个孩子能把经典当作可以讨论、可以质疑的对象,很不寻常。李贽后来自述,自己对儒学、道教和佛教都不肯轻信,见到道人和道学先生尤其反感。有人把这理解为他否定一切,但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反对把任何一种学说奉为绝对权威。他相信人应当有自己的见识,不应只因前人这样说便照单全收。1552年,李贽考中举人。由于家计困难,他没有继续准备进士考试,转而依例谋取官职。科举给了他进入士人世界的门票,却没有消除他与既有秩序之间的疑问。
在官场寻找位置
从二十九岁到五十多岁,李贽的仕途断断续续。他做过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后来升任云南姚安府知府。这些差事有清闲,也有繁杂,他的生活常常并不宽裕。父亲去世时,他离职回乡守制;守满后携眷入京求职未果,只好借人馆舍教书授徒,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祖父去世后,他得到一笔助葬的钱,一半用来在河南购地安家,一半带回泉州料理祖先安葬。路费有限,他独自返乡,后来与妻子重聚,才知道两个女儿已经因旱灾造成的饥荒离世。接连的打击使他沉默,却没有被磨去追问的勇气。在北京礼部任职时,他阅读王阳明、王畿的著作,还向王畿请教,阳明心学由此成为他思想的重要来源。
姚安知府的选择
1577年,李贽到云南姚安府做知府。远离京城以后,他处理地方事务,也接触了边地社会。相传他法令清简,禄俸之外没有多少多余财物;公务间隙,他常与僧人谈论玄理。他并不追求把每个场面都做得热闹,却把精力放在读书和思考上。然而,姚安任期将满时,他决定离开,递交辞呈后带着家眷前往湖广黄安,寄居朋友耿定理家中,教耿家子弟读书,也写读史文章。后来,他与耿定向发生严重分歧,便迁入麻城芝佛院。妻子独自返回泉州,1587年去世。她生前多次希望他返乡,李贽为了摆脱宗族事务没有回去,但妻子的离世使他十分悲伤。辞官并不是一次轻松的决定,它意味着他放弃稳定官职,把后半生押在讲学与著述上。
芝佛院里的新生活
在麻城,李贽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生活。他依靠友人帮助解决物质问题,又刻意维持出家人的身份,以减少地方官和日常事务的打扰。他并不念经祈祷,却喜欢清静整洁的环境。芝佛院既是住处,也是讲学、读书和写作的地方。他在这里完成《初潭集》《焚书》等著作,写答复耿定向的文章,与道学家展开反复论辩。他提出童心说,强调绝假纯真和真情实感,反对把虚假的道德姿态当成人的本来面目。他还主张不能把孔子的是非当作自己的是非,认为是非标准应随时代和人的处境变化。讲学之时,他抨击时政,批评道学家的空谈,允许各界男女前来听讲。听课者众多,妇女也在其中。对那个讲究男女大防的时代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开挑战。
为商人和日常辩护
李贽的议论并不只停在书斋里。他看到商人经风浪、过关吏、在交易中忍下羞辱,便在著述中为他们说话,认为商人并不卑贱。他认为,商人以资本冒险,辛勤劳作,其贡献不应因身份而被轻视。这与当时轻商的观念正面相撞。他还为私心辩护,说人必有私心,私心显现之后,人的本心才看得见。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声音中,这番主张格外刺耳。照他的解释,农民求温饱、商人求财富、官员求抱负,各自的欲求会推动人行动。他并不把人的欲望说成天然邪恶,而把它看作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他提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意思是治理和做人不能离开百姓的日常生活。他也反对把男女见识的长短说成天生差别,认为环境会影响人的见识,并主张婚姻自由,赞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
重新给历史人物评分
要动摇权威,李贽不只写文章,还动手重写人物评价。他编成六十八卷《藏书》,从战国写到元朝灭亡,讨论约八百位历史人物。他有意不沿袭传统结论,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称赞武则天亲掌政事、明察善断。这样的评价在当时十分刺耳,因为评判历史人物往往关系到维护谁、反对谁。李贽还认为,《论语》《孟子》等经典并不全是圣人的原话,其中包含后人推崇和加工,不能当作永远不变的真理。他进一步提出,普通人并不天然卑下,侯王贵族也不天然高贵;每个人都应有自己的是非判断。《焚书》《藏书》由此形成一种相互配合的行动:前者用书信、杂述和短文表达现实关怀,后者借历史人物重新讨论是非标准。书一旦流传,便很难只留在讲堂里。
异端与围攻
思想的影响越大,冲突也越深。1588年夏天,李贽再次剃发,以表示与鄙俗断绝。保守势力把他视为异端邪说,群起围攻,甚至要把他驱逐出麻城。李贽没有退让,公开承认自己的著作是离经叛道之作,并表明自己可杀不可去,头可断面身不可辱。这句话不是夸张的口号,而与他当时面对的现实相连:离开讲学之地,意味着多年积累的著述和讲学生活可能中断。晚年他往来南北两京,接触的人更多,文章也传得更远。有人读他的书觉得痛快,也有人斥为狂悖。反对者担心他动摇礼教与名教秩序,支持者则从他的文字中看到新的判断方式。麻城的围攻只是前奏,更大的压力已经从朝堂逼近。
从通州入狱
1597年,李贽应巡抚梅国桢之请前往山西大同,写《孙子参同》,修订《藏书》;秋天到北京,住在西山极乐寺,写《净土诀》;次年到南京,把零星著作汇成《老人行》,又研究《易》,写成《易因》。1600年,他在山东济宁编成《阳明先生道学抄》和《阳明先生年谱》。这些行动说明,他并未因反对者增多便停止写作,反而不断整理旧作、编订新书。1602年,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上奏神宗,攻击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朝廷下令在通州逮捕他,并焚毁其著作。七十六岁的李贽被关进牢中,仍写诗感叹自己登临过名山大川,唯独没有进过这牢狱之门。听说朝廷准备押他回福建原籍,他感慨自己已七十六岁,死也不愿归乡受辱。
最后的偈语与身后
万历三十年三月,李贽在狱中留下偈语,所附资料记为:“壮士不忘在沟壑,烈士不忘丧其元。”随后,他在狱中自尽而死,结束了一生。友人马经纶把他安葬在通州北门外,后来成为受保护的李卓吾墓。朝廷可以焚毁当时见到的书,却无法让思想从此消失。李贽死后,门人和读者继续整理、抄写、传播他的著作,甚至出现假托他名字的作品。后世流传,他的书在朝鲜、日本都受到关注,具体细节说法不一。这道问题,至今仍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