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汴京的变法与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北宋到了神宗一朝，表面上还是一派太平，底子却空了：养兵多而费巨，岁岁输币，官衙重叠，国库日渐见底。熙宁年间，年轻的宋神宗把王安石请到身边，推行新法——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一项接一项颁下去，为的是富国强兵。朝堂上随即分成两拨人：说新法好的，被叫作“新进”；说新法坏的，自居旧党。争的不只是钱粮法令，也是谁在朝中说话算数。
苏轼是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字子瞻。他少年成名，文章一出，天下传诵。可他做官的路走得别扭。新法推行，他上书神宗，说眼下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话说得很重。当权的人容不下他，他在朝中也站不住，只好请求外放。熙宁四年（1071年），他到了杭州做通判，后来又做过密州、徐州的知州。
在地方上，他看见的是另一番景象：青苗钱摊到户，免役钱追到门，百姓怨声载道。他把这些都写进诗里。诗写得妙，传得也快，一路从江南传到汴京（今河南开封）。他自己大概只当是发发牢骚，谁知这些句子，日后会被人一句一句摘出来，摊在公堂上。
从徐州到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一纸调令，把苏轼从徐州移到湖州（今浙江湖州）。这年他四十四岁，宦海沉浮十几年，脾气没改多少。湖州是鱼米之乡，他到任之后，公事之余吟诗写字，日子还算安稳。
按规矩，官员到任要给皇帝上一道谢表。四月二十日，苏轼到任，随即写下《湖州谢上表》。表文里有一句，他写时未必多想：陛下知道臣愚笨，不合时宜，“难以追陪新进”；又看臣年老，“不生事”，或许还能牧养一方百姓。
话是客气话，骨头却硬。“新进”是谁？是靠着新法一路升上来的那些人。“生事”又指什么？指的就是新法扰民。这篇文章一传出去，读到的人各有各的心思。
御史台的弹章
最先动起来的是御史台。御史台纠察百官，衙门前遍植柏树，树上栖满乌鸦，京城人背地里叫它“乌台”。御史中丞李定、御史何正臣、舒亶、李宜之，几天之内接连上奏，弹劾苏轼。何正臣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李定列出四条该废之罪，头一条就是怨朝廷不用自己；舒亶最狠，翻出苏轼的诗集，一句一句解给皇帝听：写孩子口音变了，是讥青苗法；写读书不读律，是讥明法科；写三月吃不到盐，是讥盐禁。整本诗集拆开来，句句都成了罪证。
神宗正为新法推行不顺而发愁，这些弹章像往火里添柴。还有一层：苏轼名气太大，文章传得太广，新党里有些人早就容他不得。
案子就这么立了起来。七月的汴京暑气未消，御史台的差官已备好马匹，公文封好，只等出发。湖州那边的苏轼毫不知情，他等来的不是调令，也不是吏部的考课，而是一场从天而降的大祸。
差官到了湖州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衙署来了几个骑马的人。为首的台吏皇甫遵一身官服，靴声笃笃，直入庭中，身后两名吏卒按刀而立。州衙上下从没见过这阵势，一时鸦雀无声。
苏轼在里屋，听外头动静不对，先不敢出来。他隔着门问：若是朝廷赐死，只求容我回去与家人诀别。皇甫遵只回一句：还不至如此。话虽如此，出门时家人已哭作一团。他被押上船，沿运河解往汴京（今河南开封）。两岸稻子正黄，舱里的罪官却已不知明日如何。他问随行吏卒：这一回，要牵累多少人？没人答他。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关进御史台狱。御史台的院子里遍植柏树，树上乌鸦成群，京城人叫它“乌台”，案子后来也因此得名。二十日，开审。
柏树下的审讯
审他的人不急着定罪，先要他自己认——认那些诗是骂朝廷的。
监察御史舒亶早把苏轼的诗集翻烂了：写孩子口音变了的，说是讥青苗钱；写书生不读律的，说是讥明法科；写三月吃不上盐的，说是讥盐禁。一首一首摆出来，问一句，答一句。苏轼有些认了，说那是发牢骚；有些不肯认，说咏物就是咏物。
狱吏日夜轮番，逼他交代与哪些人来往，凡收到过他诗文的，一律要查。案子越滚越大：王巩、司马光等二十九人受牵连处分，张方平、范镇被罚铜。一时间汴京士大夫见面不敢多谈，家里翻出苏轼的墨迹，连烧都怕烧不及。
谁也没想到，几行诗能把人牵到这一步。可狱里的苏轼，还不知道自己的死活攥在谁手里。
狱中的诗，狱外的人
狱中规矩，儿子苏迈每天送饭。父子隔着墙约好：寻常送菜送肉，若是听到判决死罪，就送鱼来报信。这天苏迈有事，托亲戚代送，那人不知这个忌讳，特意做了一条鱼。
鱼端到面前，苏轼心里一沉。他讨来纸笔，写下两首诗给弟弟苏辙：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写完托狱卒收着，只等那一日。
狱外另有人在奔走。苏辙上书神宗，愿纳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宰相吴充问神宗：魏武帝猜忌成性，还能容一个祢衡，陛下就容不下一个苏轼？王安礼也进言：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宰相王珪却翻出苏轼咏桧的诗，说“蛰龙”二字有不臣之心。神宗摇头：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
入冬，病中的曹太皇太后把神宗叫到榻前。她说：当年仁宗取士回宫，高兴地说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如今苏轼因诗下狱，难道要杀才士？神宗沉默不语。太皇太后的病势，一日重过一日。
十二月将尽，狱中灯下，苏轼把那两首诗又看了一遍。这一夜，甬道上响起了脚步声。
狱门开了
出狱是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一夜，甬道上响起脚步声；来的不是催命的吏卒，而是放人的文书。整整一百三十天，苏轼从御史台的柏树下走出来，寒风一吹，人还站得稳。他在狱里写过绝命诗，以为再也见不到弟弟；如今诗稿还揣在袖中，人已出了乌台。
判词跟着下来：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团练副使是个闲衔，没有实权；本州安置，是不许他离开黄州；再加一句不得过问公事，连话也不许多说。这不是赦免，而是把他从死牢挪进一处看得见江水的窄笼。
那一刀终究没有落。入冬以后，曹太皇太后的病一日重过一日，终于崩了；她榻前那番话，神宗没有回答，却记在了心里。朝中也有人替他分辩：圣明之世，哪有杀才士的道理。可皇帝的笔一落，仍是贬。君王的宽，从来只到这一步。
同案的人各自散去。为他上书、愿纳官赎罪的苏辙，也被贬出京城；王巩、司马光等二十九人早前已受处分。苏轼出狱当天又提笔写诗，写完自己苦笑：平生文字为吾累。笔一落，又怕成了日后的祸根。
江边的东坡
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长江边上，城小衙冷。苏轼一家挤在旧屋里，俸禄薄，钱得一文一文数着花。他把月钱分成三十份挂在梁上，每天取一份，用不完的投进竹筒，留着待客。昔日的一州太守，如今算的是柴米账。
老朋友替他在州城东边讨来一块荒坡。他领着家人除草开荒，种麦种豆，手上磨出茧子。这块坡地他叫它「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苏学士成了种田人。
谁知这一贬，倒把他的笔放开了。江水、赤壁、清风明月，都进了他的诗文。他不再逐字掂量哪一句会惹祸，写出来的东西反而更阔大。夜里与人泛舟赤壁之下，他写下前后《赤壁赋》；对着大江，他唱「大江东去，浪淘尽」。黄州人起初只知来了个贬官，后来才知这人会写诗，会煮肉，会蹲在田埂上同农夫说笑。
谁点的火
回过头看，这把火究竟是谁点的？
王安石此时早已第二次罢相，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并不曾主持此案。当年他当政，苏轼觉得在朝中站不住脚，自请外任，从杭州通判做起；两人政见不合，却没到要取性命的地步。沈括也曾把苏轼的诗呈给神宗，说其中涉嫌诽谤朝政，当时并不见重。
真正把诗一行行拆开、当作口供的，是御史台里几个急于立功的人。一张网撒下去，收上来的不止苏轼一个，还有二十九个同他通过诗、写过字的人。士大夫们这才明白：诗可以咏物，也可以成为罪证。
而黄州的苏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大概想不到，那些被逐条摘出的句子，正被人偷偷抄写、传诵；一场大狱，倒把他的名字送进了千家万户。
元丰年间的这一页，到这里就翻了过去。可他并没有在东坡上种一辈子地。后来朝中换了天地，被贬的人接连召回京城，苏轼也奉诏离开黄州，一路北上。等着他的不是一杯平反的喜酒，而是更难缠的局面：当年把他从狱里往外拉的人，如今要他跟着一起清算旧账，而他这个人，偏偏最不肯痛打落水狗。京城的门就在前头，这一回，他又该怎么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