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汴京的八卷书稿
北宋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皇宫里，宋英宗翻开一部八卷书稿。书稿从周、秦两朝讲起，按年编排，哪一年发生什么事，前因后果接得清清楚楚。编书的人叫司马光，是个爱读旧事的官员。他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做官以后，一有空就整理前代兴亡，想把散乱的往事串成一条线。两年前，他先呈上《历年图》五卷；这一回，又把《通志》八卷送到御前。英宗越看越满意，下令在崇文院设书局，把颖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赐给他，还准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司马光要编的，不是一部只讲一朝一代的断代史。他要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写起，一直写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把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兴衰治乱，按年排成一部大书。这样的大书，靠一个人翻书、抄书、删改，几辈子也做不完。英宗给他开了书局，等于给了他一支朝廷的队伍。司马光叩谢出来，心里明白：这不是寻常笔墨，是要给治国的人留一面镜子。
书局开张
书局一开，司马光没有急着动笔。他先请人。第一个请来的，是刘攽，专管两汉；第二个是刘恕，三国、两晋、南北朝归他；第三个是范祖禹，唐代和五代由他动手。三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读书人，各有各的硬功夫。司马光又让儿子司马康进书局，专管检订文字。分工定下，书案上很快堆起一摞摞摘抄：一个事件，往往从几处不同的本子里找出来，按年月排好，先编成长编。
长编的规矩很笨，却很稳：宁可收得繁，不可漏得粗。助手们把材料一条条摘下来，中间空出行距，预备剪贴；遇到说法不一的地方，另纸记下，等主编裁断。司马光不看谁的名气大，只看哪一条站得住。他常对助手说，编这部书，不是替古人争胜负，是让后来人看清成败的来路。话不多，书局的灯却一夜一夜亮着。
可就在这时，英宗驾崩，宋神宗即位。新皇帝年轻，想有一番作为，朝中正议着变法，司马光意见不同，朝堂上的风浪一阵紧过一阵。神宗却没有丢下这部书。他亲自给书定名，叫《资治通鉴》，取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意思；又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书名一落定，这部书就不再只是司马光一个人的心愿了。
洛阳的地下室
朝局纷扰，司马光索性离开汴京，到洛阳去编书。他在洛阳的住处很简陋，夏天闷热，汗水常滴在草稿上。他请匠人另辟一间地下室，常在里面读书写字；白天不够用，夜里点起蜡烛接着干。有人劝他年纪大了，该少受些劳累，他摇摇头，仍伏在案上。助手们送来的长编一捆一捆堆进屋，他逐条看，逐条删，遇到几处说法打架，就把来龙去脉摆开，一笔一笔裁断。
这部书从战国写到五代，跨十六个朝代，材料多得像海。刘攽管两汉，刘恕管三国两晋南北朝，范祖禹管唐和五代；各人写成的初稿，最后都要送到司马光案头。他删繁就简，统一笔法，再让司马康检订文字。书局的灯从汴京移到洛阳，照着一页页正楷草稿。十九年的长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长编堆到房梁
书局的规矩，是先做长编。刘攽翻两汉，刘恕翻三国、两晋、南北朝，范祖禹翻唐和五代。一个人守着一堆本子，把同一件事的不同说法摘出来，按年月排好，中间留白，预备剪贴。长编越编越厚，案上放不下，就捆成捆，靠墙码起来。司马光不催快，只催全：一件事，宁可多收三条，不可漏掉一条。助手们把初稿送来，他先看年月有没有错位，再看前后有没有断线。断线的地方，他补；重复的地方，他删。删下来的纸，不扔，夹进另一摞，备着回头查。
这部书按年排，不按人排。一年里几件事并头走，就要分清哪件先、哪件后。司马光常把助手叫到案前，指着一条长编问：这件事起于何处，落到何人，中间断了哪一环？问明白了，才准落笔。书局的灯，一夜一夜亮着。
一字一裁
编到南北朝的乱世，头绪最多。王朝像走马灯，今天立国，明天改元，同一仗，两边各说各的胜败。刘恕把材料排成长编，送到洛阳（今河南洛阳）。司马光逐条对，遇到两说相持，就把双方的家底、地势、人心摆在一处，看哪一条接得上前后。他常对助手说，写字容易，裁事难；裁错一笔，后人就要跟着错一路。
洛阳的住处简陋，夏天闷热，汗水滴在纸上，洇开字迹。他请匠人挖了一间地下室，白天在下面写，夜里点烛接着写。有人劝他：“宜少节烦劳。”他答：“先王曰，死生命也。”劝的人不再开口。司马光一生不写草字，送来的长编他改，改完誊清，全用正楷。司马康专管检订文字，一个字一个字看，遇到笔画含混，就取原书再对。
一年一年过去，书稿从战国排到唐，又排到五代。二百九十四卷的架子，已经看得见尽头。刘攽、刘恕、范祖禹各管一段，初稿来了又改，改了又誊；司马光综合全书，把各段笔法收成一路。有的段落长，他压短；有的段落短，他补足因果。他不许一件事只写结果，不写来路；也不许把两个人的功过混成一笔。神宗赐下的书名和序，压在案头，像一道催令，也像一块压舱石。
最后一捆长编
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的事刚排到最后一叠。只要这一叠定稿，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起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就走完了。书局的墙上，捆好的长编一摞高过一摞，像一道土墙。司马光把最后一捆解开，纸页哗啦铺满长案。
可就在这时，他翻开第一页，发现同一件事，三处说法对不上。一处说胜，一处说败，还有一处只记了日子，没写结果。他把烛芯剪短，铺开纸，提起笔。窗外洛阳的天，一点点亮了。
三说对不上
司马光把三份材料并排铺开。一处说胜，一处说败，第三处只记了日子，不写结果。同一场仗，三个来路。他先把范祖禹叫到案前，让他取原来的本子，把进兵的日子重排一遍。
“兵从哪条道走，粮从哪里来。”他指着纸上的地名，“胜的一方追到何处，败的一方退到何处。追不到、退不到，便是还没弄清。”
范祖禹把地势、行程一一对上去。天亮时，纸上添了几行小字。两说相持的地方，司马光不删不改，把异同注在正文之下，留给后人自己看。他有个规矩：一件事，宁可在纸上留两说，不许在纸上含糊一句话。
有人劝他：这一条无关大局，含糊过去也罢了。司马光把笔搁下，说：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账，正是一条一条攒起来的。这里省一笔，那里省一笔，后人翻开，满纸都是雾。
最后一条裁定，他从深夜写到手边烛短。写完，笔一搁，屋里静得很。
二百九十四卷
从治平二年（1065年）开笔，到全书收尾，前后十九年。
十九年里，刘攽管两汉，刘恕管三国两晋南北朝，范祖禹管唐与五代。初稿到了司马光手上，他合成一路，该减的减，该补的补；再转到司马康手里，一个字一个字检订。草稿堆满两间屋子，从头翻到尾，没有一张写草字——他这一生，笔下不出草字。
书成，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晋，一路排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征淮南。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岁月，一年一年码在案上，像一道望不到头的堤。
书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宋神宗翻开，替它定了名字：《资治通鉴》。取的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往事是镜子，照见的不是过去，是眼下怎么治天下。皇帝亲自写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把御序放在卷首，又回洛阳（今河南洛阳）去，过他的寻常日子。
那时没有人想到，卷首这几十行字，日后会替这部书挡下一场大祸。
御序挡下的一场祸
宋神宗去世，朝局翻了个面。反对变法的旧臣被重新起用，司马光也被召回朝中。他身体早已不济，咳喘不止，政务却一件接一件压下来。
他早知道会有这一天，话也早写下了。一份遗表压在箱底，表里不谈家事，谈的还是那几句：新法扰民，请罢。写完不动声色，只等后人去打开。
1086年，司马光去世。书在，人不在。
没过多少年，朝局又翻回去。有人翻旧账，翻到这部书上，说它议论太多，替前人说话太直，要毁版。差役到了刻书的地方，翻开卷首，先帝御笔的序赫然在目。
手停住了。
先帝的序护着先帝赐名的书，谁也不敢先动刀。版片保住了，书一部一部传下去，从汴京传到江南，从官学传到民间的书斋。
后来的读书人翻开它，先看见的是一长串年份：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起，一年一年往下排，直排到959年征淮南。年份之间没有英雄独唱，只有一件事拖着一件事，前因咬着后果。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得失摊在纸上，谁坐在高位上，谁就该看一看：哪一步走对了，哪一步走岔了。
可也就在这几十年里，汴京城中还有一个人，怀里也揣着厚厚一叠新法条陈，要把天下的规矩重定一遍。他不肯退，谁也劝不动他。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