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跟着人出门
明末清初,顾炎武带着书走过许多地方。经过边塞的亭障,他把当地老兵叫来,询问那里的情形。听到的事情若与平日所知不同,他就打开随行的书,对照查验。骡马背上的书,到了这样的地方,仍是他要用的东西。
赶路时也有读书的办法。走在平原旷野,他在马背上默诵经书和注疏;到了旅店,稍作休息,又打开书箱,翻查材料。旅途没有让这些书留在家里。他一面走,一面问,一面把听到的事与书里的记载相互比对。
顾炎武关心的还有各地的山川、风俗和百姓的疾苦。他结交当地有学问、有见识的人,也亲手摘抄实录、奏报里值得留意的材料。古书、当时的公文、路上遇到的人,都进入了他的考察。
他还写下《广师》,列出值得自己学习的人:讲礼学,他说不如张稷若;记得广、见闻多,他说不如吴志伊;研究文字,他说不如张力臣。他与这些人的商榷,也伴着自己继续求学。
这些年里,他把读书所得随时记下来,再逐渐整理,积成《日知录》。要把记录交给别人读,他还得面对另一件事:自己写下的文字,是不是已经足够妥当?
借来的书,抄回去读
顾炎武自己也经历过书的散失。家里原有的藏书,随着变故和辗转迁居,大半散亡。他继续行走四方,又寻找、得到别的书,把它们与家传留下的书放在一起。另有抄来的本子,装在书箱中保存。
他的祖父也曾每天抄古书。顾炎武十一岁时,祖父把《资治通鉴》交给他读,叮嘱他多读书,不要只把前人的书改头换面,便当作自己的著作。顾炎武长大后出门访书,又在《钞书自序》里记下这段教诲。
祖父告诉过他,自己少年时每天抄古书数纸。经历散失之后,留下来的抄本仍有数十册。那些抄本与授给孙儿的《资治通鉴》,都是顾炎武回忆这段教诲时提到的东西。祖父留下的,是读过、抄过的文字。
遇到愿意拿书给他看的主人,顾炎武便住下来。有时自己手抄,有时募人帮忙抄写。走过一处地方,看到可以继续研读的书,他就用这样的办法,把文字留下。旅途中驮着的书,也有这样得来的部分。
有一年,他到了京城,从孙思仁先生那里得到《春秋纂例》《春秋权衡》《汉上易传》等书。清苑的陈祺公又给他柴米、纸笔的资助,使他能够把书抄好,带回去。供借的书与抄写所需的东西,来自不同朋友的帮助。
顾炎武也记下自己的变化:四十岁时很想有所著述,又过十多年,读的书越来越多,反而后悔先前写下的一些话不妥。
读《春秋权衡》时,他遇到了一件具体的事:自己曾对《左传》有所议论,读到这里,才发现前人已经说过了。他把这件事与祖父当年的话一起写下,交给同学李天生。多年后仍在读书的顾炎武,也要重新检验自己以为新得的见解。
一年只添十多条
有位朋友来信,问《日知录》又写成了几卷。顾炎武没有报出一串新卷数。他告诉对方,分别以来的一年里,自己从早到晚读书,反复查寻,只得到十多条新的记录。
他在回信里说起铸钱。古人到山里采铜,有些后来人却买来旧钱,当作废铜重新熔铸。这样铸出的钱粗劣,还把古人传下的东西打碎了。顾炎武用这个比喻,说明自己不愿只把现成文字拆散重拼。
朋友问的是又成了几卷,他答的却是十多条。这十多条,是他一年早晚诵读、反复寻究后得到的。他把它们比作从山里采来的铜,把自己做得慢的缘由,写在了这封回信中。
遇到疑问时,他还要继续参考材料;有了一点自己的见解,也要引出古今的凭据,把它讲明白。这些翻查和讨论,并没有因为记下了一条文字就停住。
朋友们想抄书
《日知录》积起来后,想抄写它的朋友多了。顾炎武难以一一供给,便先把其中八卷刻印出来。朋友们要读这些记录,有了刻本,就不必全靠一份份传抄。
八卷书已经流传,顾炎武却仍在读书、增改。六七年后,他回看旧本,承认自己从前学得不够广,见识也还不够高,书里常有疏漏。旧书已经印出,他没有把这些不足掩藏起来。
他渐渐增补、修改到二十多卷,想再刻印,又不敢认定自己已经全对。于是,他仍把先前的旧本交给志同道合的人,请他们指正。作者继续改稿,读者手里却可能仍是早先那八卷,顾炎武把这件事也公开写在自序中。
他给友人的另一封信,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希望了解他的人指出瑕疵和错误,让他能够改正,留给后来读者;不要只送上称赞的话。
寄出的书,等着寄回批评
顾炎武把新刻的八卷书寄给陆桴亭,请他指示。他提出的请求很具体:凡有不合适的地方,希望对方一一批驳,再寄到京城,方便自己改正。书送出去之后,他还在等能帮助改稿的意见。
陆桴亭远在别处,顾炎武不能把每一处问题都当面谈清,便让书和信代自己前往。信里没有只求一句赞许,而是说明要批驳什么、批评寄到哪里。这一次寄书,连着下一次修订的准备。
他也给李武曾寄去一部已经刻成的样本。信中先交代自己那年离开京城、又回到京城的行踪,还说打算阅读退谷先生的藏书;对方若有消息寄来,也容易送达。
随后,他提到《日知录》样本已经刻成,特地寄上一部。朋友相隔遥远,他希望对方看见这本书,如同见到自己。顾炎武仍在行旅、访书,同时把已经写出的成果,交到远方朋友手里。
读到另一位学者的书
有一次,顾炎武经过蓟门,遇见黄太冲的两位门人。他从那里得知黄太冲近况,还读到了黄太冲的《明夷待访录》。这次相遇,又接上了两位学者之间的书信。
顾炎武把那部书反复读过,随后写信给黄太冲。信中,他回顾自己多年走过山川、边塞的经历,也谈到自己关心的事:国家的治乱从哪里来,百姓赖以生活的根本又在哪里。
他告诉对方,自己写的《日知录》,其中所论有许多与对方相合。他也交代了稿子的情形:自己一直修改,有些内容尚未刻印;已经刻成的八卷和两篇《钱粮论》,则是数年前的文字。
这一次,他把这些旧稿随信送上,请黄太冲批评,愿意来回讨论。他读别人的书,再把自己的书交过去;对方收到的不是一部作者宣称不许更动的定本,而是一份仍在修改、等待商榷的文字。
还要改到什么时候
来访的人也会向顾炎武请教。有的弄不清制度典礼,有的来问少见的旧事。他一边用手比画,一边讲解,从事情的来由说到末尾。潘耒后来回忆老师时,记下了这些问答,也记下他旅途中开箱查书的样子。
顾炎武给潘次耕的信,则谈到《日知录》何时写定。他希望再等十年;如果自己的寿命等不到,就以临终最后定下的文字为准。至于将来由谁接受这部书,他没有预先认定。
他又告诉杨雪臣,近来的学问稍有长进,书中已有不少修改。先前刻出的书曾得到对方赞许,如今他仍在动笔改它,对新稿也不肯轻易拿出来。
另外一封信里,他请求把全书多抄几份,留给同好,免得这些文字遭到删毁。继续改稿与保存稿子,是两件同时要办的事:前者还没有结束,后者也不能一直等下去。
学生求来了手稿
潘耒年轻时跟从顾炎武,曾亲手得到老师交给他的《日知录》。顾炎武去世后,潘耒又到老师家中求得手稿。生前交出的书与家中留下的稿,都成了他接续整理这部书的材料。
他反复校勘,把文字誊写成册,再与两位支持刊刻的徐公商量印书。但这项计划没有立即办成。两位徐公先后去世,刻书的事情仍未完成。
潘耒随后把书稿带到福建。他的朋友汪悔斋送来一笔原供买山使用的钱,潘耒便把这笔钱交给建阳的一位官员,请他召集工匠刊刻。求稿、校勘、誊清之后,印书所需的钱和工匠,终于接了上来。
从朋友求抄的八卷,到作者不断增改的稿子,再到学生重新求稿刊刻,《日知录》经历了几次交接。顾炎武未能亲自完成的刊刻,由潘耒继续办下去,那些还曾等待朋友指正的文字,因而走到更多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