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乱世里的少年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宦官外戚轮流把持大权，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南阳一带，有个姓张的孩子，名机，字仲景，就出生在这样的年月里。
这南阳自古是富庶之地，可到了张仲景少年时，天下已经不太平了。官府横征暴敛，豪强兼并土地，走到哪里都能看见逃荒的百姓。更要命的是，连年刀兵加上年年灾荒，瘟疫一场接着一场。每逢大兵过境、大灾过后，疫病总会悄悄跟上来，在那些年里，这几乎成了百姓心里最怕的事。
张仲景自小便聪敏好学，爱读书，尤其喜欢钻研医术一类的杂学。按当时的规矩，读书人该走的路是出仕做官，博取功名。相传他曾被举为孝廉，那是通向仕途的一道门。至于他后来有没有做过官，民间的说法不一，这件事先放一放。
立志学医
相传家乡闹起了大疫，他的宗族中不少人死于疫病。眼看着亲人一个接一个倒下，郎中们束手无策，张仲景心里又痛又急。
可以想象，那些年的深秋，院子里的灯夜夜亮着，药罐子从早熬到晚，咳嗽声此起彼伏。药一碗碗灌下去，人还是一个个走了。
他想，读书人满口仁义道德，到了百姓病死面前却一点用处都没有，这书读得还有什么意思？与其在官场里周旋逢迎，不如学一门能救命的本事。于是他决定不再追逐仕途，专心学医。
相传南阳当地有位名医，叫张伯祖，医术高明，看病用药极有章法。张仲景便拜在他门下，跟着抄方、辨证、采药，一学就是好些年。他毫不藏私，把一生所学倾囊相授。没过多久，大家都看出来，这个弟子的见识快要超过师傅了。传说张伯祖自己也常说，仲景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谁知学医容易，行医却难。张仲景很快发现，当时的医家各执一派，有的只会背古方，不管病人实际脉象对不对得上；有的则东拼西凑，全靠运气。他走访四方，见过太多这样的庸医误人性命，心里越发憋着一股劲：天下伤寒如此猖獗，必须有一套能辨清病因、分清阶段、对症下药的办法才行。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要立起这套办法，光靠临床经验还不够，张仲景开始大量搜求医书。《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还有《胎胪药录》，他一部一部地啃下来，又把前人验证有效的方子一一收集整理，自己再结合诊脉验证的结果反复推敲。可就在这时，他遇到了一个难题：古书上讲的医理各有侧重，有的重脉象，有的重病机，相互之间还常常矛盾，该信谁的？
夜深人静时，他常把竹简摊在灯下，一条条比照，困了就用冷水抹把脸。
张仲景没有简单地选边站，而是把这些理论和自己接诊许许多多病人的记录一条条对照。他发现，外感疾病虽然表现千变万化，发病的脉络却有规律可循，可以按病邪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六个阶段来划分。这个念头一旦抓住，许多纷乱的病案忽然就理顺了。他知道，自己摸到了一条真正管用的路子，但要把它写成一部能传后世、救天下人的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提笔著书
思路理清了，剩下的就是动笔。
可动笔哪有那么容易。张仲景白天看病，门外的病人排成长队；夜里才能点灯铺简。他写一条，就拿病人验一条，验不对，整段重写。竹简堆了一案又一案，删去的比留下的还多。有时写到鸡鸣，他才发现灯油早已见底。
有弟子看不下去，劝道：“先生日日奔忙，何苦再自找苦吃？古方俱在，照着开便是。”
张仲景摇头：“古方不错，错在用的人。同样是发热，有人汗出，有人无汗，脉象不同，方子就不同。照搬一方，救得了这个，害了那个。我要写的，是看病的道理。”
这句话，成了全书的魂。
书名定为《伤寒杂病论》。伤寒是眼前最凶的杀手，讲的是外感热病；杂病则收进其余各种病症。前者，他下的功夫最大。
民间有人说，他后来做过地方上的官，也有人说没有，这里不必争。要紧的是，那支笔从没停过。
六经分明
伤寒这病，最怕一个“乱”字。今天换一个方，明天换一个方，病人的热没退，命先没了。
张仲景的办法，是给病分阶段。外邪初犯人体，在最外一层，叫太阳；往里深入，是阳明、少阳；再往里，正气渐衰，便成了太阴、少阴、厥阴。这就是六经。每一经有各自的脉象和症状，也有各自的治法。
你可以把六经想成一座房子的几道门。病邪从大门进来，一道一道往里走，医者要做的，就是认出它走到了哪一道门前。
乱麻从此有了线头。
举个例子。两个人都怕冷发热、头痛身疼。一个脉浮而出汗，用桂枝汤；另一个脉浮却无汗，就得换麻黄汤。差的只是一点汗，开出的方子却大不相同。
更难得的是，他不把话说死。病若传到别的经，就按别的经来治；用药不对，坏了病情，也写明如何补救。先辨清眼前的病，再决定怎么治，这条路子，就是他留给后人最要紧的东西。
书成之后
不知过了多少个寒暑，书稿终于写成。
张仲景把简册一卷卷理好，却高兴不起来。竹简笨重，抄一份要费许多工夫；中原战火未熄，瘟疫也没有退。一场兵祸烧过来，多年心血顷刻就能化成灰。
他只能一遍遍叮嘱身边的人：好好收着，千万别丢。
可以想象，他或许常常在灯下望着那一摞简册出神，盼着有朝一日，有人翻开它，照着上面的话，救下一个发着高热的孩子。想到这里，他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此后，他依旧给人看病，依旧奔走在乱世里。一方一药，救回多少人，没人数得清。
可就在这时，没想到，天下的乱局比他预料的更久、更深。他离世之后，这部凝着半生心血的书，要独自面对比瘟疫更凶险的劫难。
劫后残卷
张仲景离世之后，那场乱局并没有停。
兵火一茬接一茬，城池几易其主，百姓背着包袱四处逃难。那些抄在竹简上的医书，也跟着人东躲西藏。有的被火燎去半截，有的在路上丢了，有的被人压在箱底，连主人也不知那是什么宝贝。战乱年月里，人们顾得上口粮，顾不上竹简。
相传不久，原书就散失了。
世上只剩下零零碎碎的抄本，散在各家各户。有的缺了头，有的少了尾，有的前后颠倒，错字连篇。
这样的书，若是没人收拾，过上一两代人，怕是连名字都要被忘了。
谁知，偏偏有人放不下它。
相传到了晋代，有位医官叫王叔和，做到了太医令。他读到仲景留下的抄本，越读越吃惊：这哪里只是药方，分明是一套看病的章法。
可惜残缺太多，前言不搭后语。
王叔和对身边的人说：“这书再不收拢，就真断了。”
这话不是空说。他借着太医令的身份，四处搜集各种抄本，求借的求借，誊录的誊录。抄本一多，麻烦也来了：同一条文，三本三个样；同一个方子，药量各不相同。他只好一本本摆开，逐条比对，删去重复，理顺错乱，缺的地方再翻别本去补。
这一忙，就是不知多少个寒暑。
终于，关于伤寒的部分被他找全了。他把这一部分整理成书，定名《伤寒论》。
六经辨证，从此有了完整的样子，可以一代代抄下去、传下去。
可杂病那一半，仍旧下落不明。
蠹简重见天日
又过了许多年，到了北宋。
朝廷设了校正医书局，专门校订古医书。医官孙奇、林亿等人接下《伤寒论》，一字一句对勘，改错补漏，重新刊行。我们今天能读到的《伤寒论》，就是经他们手定下来的样子。可以想象，校书的人坐在案前，一边翻一边念叨，生怕错过一个字。
可就在这时，馆阁里出了一件巧事。
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翻检旧书，从一堆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残简里，偶然摸出三卷书，封题是《金匮玉函要略方》，署的正是仲景之名。
他拂去灰尘，翻开细看，药方与病症一条条对下来，路数和《伤寒论》如出一辙。失落已久的另一半，竟然就躺在这里。
这三卷残书后来也交到孙奇、林亿等人手里，经过校订，整理成了《金匮要略》。
至此，一部书分成了两部：《伤寒论》专讲外感热病，《金匮要略》接着讲杂病。
从东汉末年到北宋，隔了漫长的岁月。一代代人，把这部书从战火里、虫蛀里、遗忘里，一点一点抢了回来。
医圣之名
书保住了，张仲景的名字也跟着立住了。
后世的医生学看病，先学辨证，再谈用药。他当年理出的那条线头，一直牵到了今天。也许在今天的某间诊室里，仍有医生翻开他的书，照着那条线头，一步步辨清眼前的病。
后人渐渐尊称他为“医圣”。这个名号，是后世的医生和病人，一代代叫出来的。
当年那个眼看族人倒下的人，没能挡住瘟疫，却留下了一部让后人少走弯路的书。
张仲景的故事讲完了。后世传说华佗曾用药帮助病人安睡，再医治重病。这个传说有几分真？下一篇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