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上的东京城
十二世纪,北宋的国都在东京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城里城外人口近百万,是当时天下最热闹的城市之一。一条汴河从东南方向流来,把江南的粮食一船一船运进城;近百万人的口粮,全指着这条水。河面上漕船首尾相接,两岸挤着码头、仓房、脚店、茶馆。天没亮就有人喊号子,掌灯以后还有人在船头讨价还价。
当皇帝的是宋徽宗。他写字、作画、造园子样样在行,朝政却一年松过一年。北边的边患越逼越紧,汴京城里照样歌舞升平。繁华是看得见的;繁华底下压着什么,走在街上的人多半不去想。
画院里的一位画师
画院里有一位画师,名叫张择端。这个人留在世上的痕迹少得可怜:没有传记,没有文集,连生卒年都说不清。后人认得他的名字,一半靠他那幅画,一半靠画卷后面金代人张著写的一段题跋。
张择端画的是界画。楼台、屋木、桥梁、舟车,都要靠界尺打线,一根梁、一扇窗、一只船篷,差一点就不成样子。可他跟一般画界画的人不一样:别人画空落落的宫殿,他的画里全是人。
他常在汴河边站上半天。看艄公放倒桅杆,看过桥的骡马躲车,看脚夫扛着粮袋从跳板上下来,看一头驴子受了惊、满街人跟着乱。旁人看的是热闹,他看的是这热闹怎么摆进一幅画里才不散。
画院里的画,多半是给宫里看的:山水要清雅,花鸟要工细,人物要合规矩。张择端偏偏盯上了城里最杂的地方——桥、河、街、店,和尚、货郎、顽童、乞丐。这样的题目,前辈不肯画,也画不了。
从东角子门画起
他选中了汴京东角子门内外的一段。城门楼高大,是全城最气派的门面之一;门里是市井,门外是汴河,河上有桥,正名叫上土桥,因为木结构的桥身拱起来像一道飞虹,人们顺口叫它虹桥。水陆两路的交通都在这桥头汇合,天底下难找第二处这样热闹的地方。
他用的是一卷长卷。手卷从右往左一段段展开,看画的人就像顺着河岸一路走过去:先出城,再上桥,最后进城。他不站在一个点上画,而是走一段画一段,眼睛挪到哪儿,画就长到哪儿。近处的东西画大,远处的东西画小,可整卷摊开,却接得上、走得通。
起笔的地方很安静。茅草屋顶低低压着,田间小路横一道竖一道,几头驮着东西的驴子慢悠悠往城里去,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手里提着、肩上扛着,看不出有急事。再往前,房子渐渐多了,幌子挂了出来,船也一条两条露了头。
河面越来越宽,桅杆越来越密。画到虹桥跟前,桥上车马挤成一片,桥上桥下都是人。可就在这时,桥洞里钻出一条漕船——桅杆还高高立着,眼看就要撞上桥身。
桥下那一声喊
画到虹桥,张择端的笔停不下来。桥面上人挤人,骑马的、挑担的、推独轮车的,谁也不肯让谁。桥下一条漕船正从上游冲下来,桅杆还高高立着,桥孔却只有那么高。船头的艄公抄起长篙去顶桥身,船尾的人死命扳舵,有人去放桅杆,绳索一时解不开,船身已经横过来了。
岸上的人全看见了。挑担的放下担子,店里伙计探出半个身子,桥上的人趴在栏杆上往下看,连驮货的驴子也停在桥心。一声喊还没出口,满河岸的人都替那条船使劲。
这一段最难落笔。人挤在一处,各人有各人的动作:一个在喊,一个在骂,一个伸手去够邻船的缆绳,一个只顾抱紧怀里的孩子。张择端把这几丈河岸拆成几十个小场面,一段接一段,热闹才不散。
船过了桥,水面宽起来,两岸的生意接着往前走。走到那座高大的城门楼,就是东角子门,画到了要紧处。门洞里进进出出,一队骆驼从门里出来,背上还驮着货;门外的脚店挑出旗子,招牌上的字看得清清楚楚。进了城,街面更挤:绸缎铺、药铺、香药铺一家挨一家,一辆串车的骡马受了惊,前头的人忙着躲,后头的人还不知道。
一卷长卷收进宫
这一卷画完,用了多少日子,没人说得清。卷子高不到一尺,横开五米有余,从城外一直画到城中。张择端把它交上去,画院呈进宫里。
宋徽宗把画卷展开,从右往左一段段看:先是安静的郊野,再是桅杆如林的汴河,再是虹桥上的乱,最后是城门里望不到头的街市。宫里挂的画多是山水花鸟,清雅干净;这一卷全是人间的烟火气——五百多个人,官吏、仆役、贩夫、走卒、医生、僧人、乞丐,一个不缺。皇帝在卷首题了字,把画收进内府。
可就在这时,北边的形势紧了。徽宗把皇位让给儿子钦宗,自己躲进园子里写字作画。朝中有人主战,有人主和,汴京城墙上的兵一天比一天多。
北去的车马
靖康二年,金兵攻破汴京。宫里的书画、器物、工匠,连同两位皇帝,一起装车北运。汴河上的桅杆断了,虹桥上的摊子散了。
有人最后一次见到那卷画,是在北去的车上。张择端此后再没有消息,生卒年、做过什么官,一样也没留下。
那卷画一路向北,换了主人,又流落民间。后来,画卷后面添上了金代人张著写的一段字。再往后,它时隐时现,谁也说不清它落在谁手里。
到了元朝,宫里有一批手艺极精的装裱匠人。其中一位整理旧画时,看见了这卷《清明上河图》。他天天对着它干活,看得熟了,闭着眼也画得出个大概。他照着原样临了一卷,摊在案上,连自己都分不出真假。
夜深了,两卷绢并排铺开,长短一样,笔笔相同。他把手伸了过去。
装裱匠的夜手
他的手伸了过去,把两卷绢掉了个个儿。临本留在库里,真迹裹进包袱,第二天一早出了宫门。
谁知这一换,换出许多年的风波。真迹流落在外,转了几道手,落到杨准手里。杨准懂画,展卷先看绢色,再看笔路:虹桥下那条船正放倒桅杆,艄公撑篙,桥上桥下的人一齐朝河里看。他信了这是真本。杨准把画卷重新装裱,又在卷后写下一段跋文,把这一卷怎样出的宫,一笔一笔交代清楚。
跋文拦不住人心。元亡明兴,近两百年里,这卷画在民间藏家手里转来转去,谁得了都当命根子,轻易不肯示人。见不着真迹,人们就照着摹本看;摹本越传越多,也越画越走样,越画越热闹。
两卷同名的画
明代中期的仇英也画了一卷《清明上河图》。铺开一看,也是汴河,也是虹桥,也是城门底下进进出出的车马,大架子跟张择端那一卷相通。可细看就两样了:房屋的式样、人物的衣着、船上的家什,都换成了另一副面目——那已是两卷相隔近四百年的画。
看画的人常把这两卷认作一卷。其实一卷出自北宋画院里的手,一卷出自明代画师的笔底。同名,同题,同是人间烟火,各画各的城。
一卷画的两个问号
到了清代,弘历见了这卷画,越看越爱,命五位画家对着它临摹,还要有所出新。五人各逞其能,画成一卷,后世称作“清院本”,如今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见到的那一卷,卷后题记十三家,钤印九十六方,人称“石渠宝笈三编本”,多认为是张择端的真笔。
真笔一定下来,两个问号就浮上来了。
头一个问号落在“清明”两个字上。有人说是节气:清明时节,汴河开冻,城里人出城扫墓、踏青,画中正是这一路的景象。也有人说是“清明之世”——天下太平,政治清明,宋徽宗把自己治下的汴京比作光武中兴的太平盛世,画师投其所好,画的是盛世,不是节令。
第二个问号落在画里的天时。有人从树木、衣着、用具上找凭据,说画的是春寒未退的初春;有人说画中带着秋意,是晚秋光景;还有人两头都不肯丢,说春景秋景兼而有之。三种说法,各有各的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画师本人留下的痕迹更少。张择端是北宋画院的一员,此外生卒何年,做过什么官,一生经过哪些事,都说不清楚。他把汴京城画得那样细,细到摊贩的货物、招牌上的字、舟车里的人物都清清楚楚,却把自己留成了一片空白。
可这卷画终究留住了些东西。它把一个活着的汴京摊在五米多长的绢上:桥会塌,城会破,人会被赶着往北走,可那条河、那座桥、那些讨生活的人,一笔一笔都在。后来有人南渡之后想念旧都,把汴京的街巷、时节、吃食一条条写进书里。下一段故事,就从这本追忆故城的书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