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屋汴京的冬天
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汴京（今河南开封）天寒地冻。礼部贡院外，各地举子排成长队，怀里揣着卷子，嘴里念着骈四俪六的句子。欧阳修走进贡院。他刚升任翰林学士，朝廷又点他知礼部贡举，做这一科的主考官。 欧阳修不是生来就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他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四岁丧父，母亲郑氏带着他投奔随州（今湖北随州）的叔父。家里买不起纸笔，母亲就用荻秆在沙地上画字，一笔一画教他。十岁那年，他在随州李家看到六卷韩愈文集，借回来抄，抄得手不释卷。韩愈的文章不讲排场，句句有骨头，欧阳修从此认定：文章该这样写。
从滁州到汴京
欧阳修的科举路并不顺。天圣元年（1023年），他在随州应举，文章写得好，却因赋不合官韵落选。天圣八年（1030年），他才进士及第。中了进士，他先做西京留守推官，在洛阳与尹洙、梅尧臣等人交游，越发看不惯当时文坛的浮华。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欧阳修做谏官，连上奏疏，主张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他批评科举考试死抠平仄声调，考生只会背熟句子，文章华而不实；他提出先考策论，看考生有没有见识，再考诗赋。谁知新政只推行了两年，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等人相继罢官，欧阳修也被贬到滁州（今安徽滁州）。在滁州，他写《醉翁亭记》，自称醉翁，心里那口气却没有放下。 至和元年（1054年），欧阳修被召回汴京，奉命编修《新唐书》。嘉祐二年（1057年），他升为翰林学士。也就在这一年正月，朝廷让他知礼部贡举。欧阳修明白，这是一次机会：取什么样的人，天下就写什么样的文章。
贡院里的第一份卷子
贡院锁院，考官与外界隔绝。欧阳修和同僚翻着成堆的卷子，越翻眉头越紧。当时士子流行一种险怪奇涩的文体，人称“太学体”，句子越拗口越显得有学问，典故越生僻越能吓住人。一段话读下来，常常不知道在说什么。 欧阳修把一卷文章放下，对同僚说：“这样的文字中了进士，天下人便跟着学。我们取士，取的是能办事、能说话的人，不是取会猜谜的人。”他定下规矩：平实为上，说理清楚者为佳。同僚中有迟疑的，说旧例如此，怕举子闹事。欧阳修没有退。他想起自己当年在随州落第，文章也曾被人挑剔；可文章的好坏，不该靠生僻字吓人。他想起母亲在沙地上画的字，想起韩愈那些明白有力的句子。 谁知第一场阅卷，他就碰到一份奇文，通篇险怪，几乎句句押险韵。欧阳修提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叉掉的卷子
欧阳修把那份险怪卷子压在案角，接着往下翻。 卷子堆成小山。十份里有七八份是一个路数：句子故意写得拗口，常用的字换成生僻字，一句话能说明白的，偏要绕三个弯。写春天不叫春天，叫“青阳肇序”；写读书不叫读书，叫“蠹简窥玄”。欧阳修读一句，停一停，再读一句，还是不解其意。 同僚凑过来看：“这是眼下最时兴的写法，太学里人人如此。” 欧阳修说：“文章写给人看，人看不懂，写它做什么？” 同僚为难：“怕的是举子不服。旧例取的就是这样的文字。” “旧例错了，就改旧例。”欧阳修把笔搁下，“取一个会写怪句的，天下就有千百人跟着学怪句；取一个能把道理讲明白的，天下人才知道文章该往哪里写。” 他定下规矩：平实为上，说理清楚者为佳；险怪奇涩的，一概不取。 一份，两份，三份。叉越画越多，卷堆薄下去，同僚的脸色也沉下去。有人小声说：“这一科，怕是要出事。”
贡院外的喧嚷
风声还是漏了出去。 锁院虽隔绝内外，取士的偏好却自有门路传开。举子们聚在贡院外的茶肆里，越说越气。有人拍桌：“我十年苦读，字字有来历，他倒说我写得不好！”有人冷笑：“他自己当年也落过第，如今掌了权，就嫌别人文章花哨。” 话越传越难听。有人题诗讥讽主考，有人备下状纸要告到御史台，还有人守在他上朝必经的路上，扬言要当面拦住他，讨一个说法。 家里人为他担心。欧阳修照旧天不亮进贡院，天黑才回。 他对身边人说：“若取一批只会猜谜的人，天下文章从此坏下去，那才该怕。今日挨几句骂，算不得什么。” 卷子还在一份份往下翻。他要从这几千份里，挑出能把话说明白、能把事办明白的人。
笔尖停在卷首
灯挑到第三回，他翻到一份策论。 题目问的是刑赏。这卷子开篇不绕弯，直说赏罚之道在于忠厚。接着一层层往下推：先王立法，不为吓人，为的是让人不敢轻易犯法；赏落到该赏的人身上，罚落到该罚的人身上，百姓才服。中间引古事作证，说得从容，句句落到实处。 欧阳修读了一遍，放下；又拿起来读第二遍。 文字不险不怪，没有一句是为叫人看不懂的。可通篇有一股气，说到紧要处，力道十足。 他拍了一下案：“这才是文章。” 同僚探过头来问取第几。欧阳修提笔，要在卷首落一个字。 笔尖悬在半空，停住了。 这文风他眼熟，像是曾巩的手笔。曾巩是他的门生，若把这份卷子定为第一，外头的人会怎么说？ 灯花爆了一下。欧阳修握着笔，没有落下。
第二不是委屈
欧阳修把笔搁在砚上，叫来同僚：“这份卷子，取第二。”
同僚以为自己听错了：“通场看下来，没有一份比它更干净。为何不取第一？”
欧阳修说：“这文风我认得，像是曾巩的手笔。曾巩是我的门生，取他第一，天下人不会说我取的是文章，只会说我取的是门生。宁可委屈这篇文字，也不能让人疑心这一科。”
同僚不再言语。
拆号那天，糊住姓名的纸一张张揭下来。欧阳修坐在上头，听人唱名，一个一个往下念。念到第二名，他停住了——苏轼，眉州眉山人，从蜀地来的，不是曾巩。
他怔了一瞬，随即笑出声，对身边人说：“老夫眼拙，把蜀地来的考生看成了门生。”这年轻人从没在他门下读过一天书，却写出了他心里最好的文章。
榜下的风波
放榜那天，汴京城像开了锅。
榜上那些名字——苏轼、苏辙、曾巩、程颢——一个个贴在墙上。看的人挤了几层，有人对着墙行礼，有人当场哭出声来。
可落第的更多。
先前在太学里以险怪文章扬名的，这一科几乎一个不剩。他们聚在街上，越聚越多，先是骂，后是闹，有人拦住欧阳修上朝的车马，指着车喊：“你取的都是些什么人！”还有人写好祭文，假作吊丧，投到他家门上——意思是这一科的主考，该被祭了。
随从吓得护着他往后退。欧阳修坐在车里，没有下车争辩。
事情闹到中书。有人劝他：添几个名字，改一改榜，把这股火压下去。韩琦也劝他少出门，避一避风头。
欧阳修说：“榜已经放了，文章好坏，天下自有公论。若为几句骂声改榜，往后谁还信这一场考试？”
他没有改。骂声闹了几个月，渐渐散了。
放他出一头地
苏轼来谢师那天，穿一身新做的青衫，进门行礼，礼数周到，话却不多。
欧阳修同他谈文章，谈古今，越谈越觉得后生可畏。送走客人，他坐下写信，写到苏轼，笔就快了——说自己读这年轻人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出一头地，就是让开道，让他高出一头。
一个主考官，说自己该给考生让路，这话传出去又是一桩笑谈。可欧阳修说得坦然。他少年丧父，荻秆画地识字，二十四岁才中进士，被贬过滁州，也写过被人看不起的文章。他比谁都清楚：文章的路，不是压住后人压出来的，是一辈一辈让出来的。
那一榜取中的人，后来陆续走上朝堂。苏轼、苏辙文章名动天下，曾巩自成一家，程颢讲学授徒，别开一派。汴京的举子再进场屋，学的不再是猜谜似的怪句，而是把话说清楚、把理讲明白。险怪的文风，几年之间就没人再提了，这就是后来人说的太学体，被嘉祐二年这一榜连根拔了。
欧阳修晚年退居颍州，还常想起嘉祐二年那一榜。他一生修书、作文、做官，可他自己最看重的，是那回在贡院里把笔横过来，取了一批肯把话说清楚的人。
那批人里，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也吃尽了苦头。他写诗、写词、写文章，随手一挥，天下传诵；可也正是这一支笔，把他一路送进了大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