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字从一场讲学开始
江苏无锡城南,伯渎港水流经过一片古木掩映的院落。这里后来被称为东林书院,可它最初并不是一座专为读书人盖起的大院。北宋政和元年,也就是1111年,无锡官员李夔陪著名学者杨时游览城南保安寺。杨时看见这里临着清流,四周古木森然,觉得与庐山东林寺的景致相似,很适合讲学传授学问。李夔支持他的想法,于是把学社定名为“东林”。杨时在这里前后讲学十八年。
杨时去世后,学生们在旧址修建祠堂,纪念这位老师。祠堂叫作道南祠,名字来自程颐当年送别杨时所说的话:“吾道南矣。”这句话把杨时学成归来、学术南传的意思留在了书院里。书院后来因年久失修而荒废,旧名却没有消失。它像一处被暂时合上的书页,等待后来的人重新翻开。
二、仕途受挫的人回到家乡
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书院复兴的条件慢慢出现。1594年,原任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的顾宪成和任礼部主事的弟弟顾允成被迫离职,回到无锡故乡。第二年,行人司行人高攀龙被贬,也回到了无锡。三个人都曾离开熟悉的官场,却把忧念国家的心思带回家乡。
顾宪成此前休假时已经讲学,消息传开,弟子和慕名而来的读书人不断登门。地方上需要一处可以容纳听众、供人讨论的讲学场所,顾氏兄弟便兴建教室和宿舍,让聚集讲学的人有地方可去。书院复兴的第一步,并非由一道命令推动,而是几位受挫的官员和愿意听学的乡人共同迈出的。
三、众人合力重建旧书院
重建需要钱,也需要地方官府认可。万历后期,顾宪成兄弟、高攀龙以及无锡士人共同推动了东林书院的重建。安希范、刘元珍、陈幼学、叶茂才、张大受等人都曾参与其事,顾宪成的女婿王永图也襄助其中。
士绅为讲堂捐款,无锡知县林宰和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分别批出公款补助,县令还捐出祭祀用的田地。公款用于修建祭祀先贤的祠堂,士绅捐款则用于讲堂。地方士绅、官员和学者各出一份力,原本荒废的旧址因此重新有了建筑,也有了维持讲学的经济基础。
四、一份会约留下治学规矩
书院有了屋舍,还需要约定大家怎样相处。顾宪成仿照白鹿洞书院学规,制订《东林会约》,把讲学的宗旨、益处和应当戒忌的事情写下来。其中“四要”是知本、立志、尊经、审几;“二惑”提醒人不要在不该迷惑或不必迷惑的事情上迷失判断;“九益”列举讲学可以带来的益处;“九损”则列出治学中容易出现的毛病。
“九损”里有“党同伐异”“假公行私”“多言人过”等词。这说明书院创办者虽然后来被外界称为“东林党”,他们自己却把拉帮结派、假借公义和随意攻击别人列为需要警惕的过失。讲学以程朱理学为宗旨,强调气节和实学,反对阳明学末流的放诞与不务实学。顾宪成还提出“做官先做人”,希望读书人无论居庙堂还是处地方,都把清廉、敢言和顾全社稷放在个人得失之前。
五、书院怎样讲学
东林书院不是只在某一天开讲。按照制度,每年举行两次大会,每月有一次小会,每三日安排一次阅读交流。讲学内容取自四书、五经以及程朱理学传统,但并不把书院变成应付科举考试的课堂。顾宪成讲学时,听众多达数百人;书院建成后,还曾广邀江南学者,聚会讨论。
这种讲法重视提问、讨论和辩难。参与者把平日想不明白的问题带来,在众人追问和回应中逐渐理清。书院还与邻近的金坛志矩堂、宜兴明道书院、常熟虞山书院、桐城崇实会馆等保持联系,交换学问。有人从远方赶来参加会讲,也有人把书院看作普通百姓也能接近的讲学场所。讲学因此不只属于几位名儒,它把不同地方和身份的人暂时聚到同一场讨论中。
六、从书斋走向朝政
书院名声渐大,讲习之外,师友们开始议论朝政、裁量人物。哪些官员的作为值得肯定,哪些政策存在毛病,他们并不总把话留在书斋里。朝中一些官员仰慕这种风气,隔着遥远距离作出回应。书院于是不再只是教育与学术组织,也成为公开议论政治的场所。
支持者把这种参与看作士人关心国事,反对者却认为讲学者结党营私。随着“东林”之名传遍各地,与书院关系不大、只是政见不合的人,也可能被归入“东林党”。可以想象,最初在书院讲学的不过寥寥数人,讲院也只在一郡之内,可后来但凡有人持一种正当议论,或是不肯随波逐流,旁人便往往称他为东林。这说明书院原有的师友网络与后来被扩大化的政治标签,并不是一回事。
七、选官问题引出治道争论
东林学人不只谈抽象道理,也关心人才怎样进入朝廷。他们从“破格用人”的角度讨论国家治理,认为科举是士人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因此不能回避。高攀龙指出,当时应试者奔竞成风,出身孤寒的人往往在府试阶段就被排除。顾允成则要求珍惜朝廷公典,抑制私人请托,让德行和才学得到公正衡量。
这些主张说明,书院里的讨论指向了现实制度。怎样选拔官员,怎样让寒门士人有参与机会,怎样使做官的人先具备正直品格,都与晚明政治困难相连。书院也由此成为士人整理治道主张的场所。讲学与政治参与越来越紧密,为后来受到政治打击埋下了根源。
八、禁毁令落到无锡
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专权,朝廷屡兴冤狱,东林党人遭受迫害。书院因讲学与朝政议论相连,被当权者视为必须清除的政治据点。魏忠贤一伙进一步把所有书院都看作与东林书院同党,发布禁毁书院的命令,天启年间书院终遭拆毁。
在这场政治打击中,东林书院遭到彻底破坏。除先贤祠堂外,建筑被拆,土地和建筑材料遭到变卖,所得钱款运入宫中内库。这已是明代书院连续遭遇禁毁的高潮,此前嘉靖年间和万历七年张居正当政时,都曾出现禁毁书院的行动。
九、崇祯朝平反与复建
天启帝去世后,崇祯帝即位,魏忠贤一党失势。崇祯元年,东林党冤案得到平反,朝廷解除党禁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次年,重建工程展开,后来又增建燕居庙等建筑,逐步形成后来延续下来的格局。
平反并不意味着围绕东林的争论已经消失。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借编纂《四库全书》的机会公开否定东林讲学,把明朝灭亡归罪于东林,并最终阻止顾宪成从祀文庙。明末政治斗争中的攻击、崇祯朝平反与乾隆朝否定交替出现,后来人对此褒贬不一,东林的历史评价长期摇摆,不能把复杂政治中的简单标签直接当成结论。
十、清初讲会换了话题
明末清初,高氏后裔高世泰在东林重新开讲,前后约三十年,四方学者相继前来,中州和关中的学者也有不远千里来游者。顺治十年,常州知府宋之普带领文武官员到东林遗址参加讲学,当时尚无正式学舍,便临时搭起草棚。宋之普向高世泰表示此地应当振兴,官府修复书院的决心由此更加明确。
顺治十二年,高世泰捐资修建燕居庙、三公祠、祭器室和典籍室,修复道南祠与丽泽堂,并重新申订讲会规则,召集远近讲友,举行春秋会讲。书院恢复了旧日轮廓,讲学也延续下来。不过此时讲会以“勿谈时事”为标榜,已经不同于万历时期公开议论朝政的旨趣。政治压力改变了书院的谈话边界。
十一、从书院走向学堂
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书院又经历数次修缮。1902年,延续数百年的东林书院改制为东林学堂,后来又成为东林小学。名称和用途改变了,原来的讲学传统却没有完全消失。陶云组、陶世凤父子先后主持学堂,他们推崇高攀龙的学问与人品,把书院关心社会、服务世道的传统带入新式教育之中。
民国时期局势艰难,无锡各界人士仍发起重修东林书院。1946年,吴稚晖、唐文治、钱基博等三十人联名发出募捐启,向地方官府请求协助。到1947年春,工程完工,门庭、晚翠山房、依庸堂、再得草庐、道南祠等陆续整修。今天所见书院的基本风貌,正是这次修缮留下的基础。
十二、古院今日的新声
新中国成立后,东林书院受到持续保护。1957年,它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81年至1983年,修复东林精舍、丽泽堂、依庸堂、道南祠等建筑;1992年至1994年,又修复来复斋、晚翠山房,重建大门、石桥、泮池与西廊。2000年至2004年,无锡市政府协调搬迁东林小学并拨款全面修复,使书院从教学场所重新成为历史文化景点。2006年,东林书院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今天的院落里,粉墙黛瓦,曲池小桥,松柏与长廊相映。依庸堂中那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名联,已经成为人们熟悉的书院象征。2014年起,书院又举办东林国学讲堂,后来组织雅集、经典品读和亲子阅读活动。从北宋杨时讲学,到顾宪成复兴书院,再到禁毁、平反、复建与改制,这座院落留下的并不是一段只有胜负的故事,而是一代代读书人怎样学习、讨论、行动,又怎样在压力之下重新聚会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