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军学堂里的教书人
十九世纪末的天津,有一座北洋水师学堂。学堂里有一位总办,名叫严复,福建侯官人。他从十三岁起就进入中国早期的海军系统求学,二十多岁时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两年左右。归国之后,他先在马尾船政学堂短期教书,1880年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1890年升任总办。严复长期在中国早期海军教育体系中求学和任职,后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
严复和翻译的缘分也很早。1878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曾为清廷驻英公使郭嵩焘翻译过报刊文章。1893年前后,他又受李鸿章之命,为咨政之用翻译西书。多年的海军教育生涯,加上这些翻译经验,让他慢慢看清一件事:中国传统的老观念,已经应付不了那个剧变的时代,必须去寻找新的思想。
二、海面上的坏消息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秋天,中日海军在海上交战,北洋水师惨败。严复在九、十月间给友人陈宝琛写信,详述了9月17日那场海战的惨况。他写道,恐怕四千多年的文物声明将要扫地而尽,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不料竟在自己眼前发生。
对严复来说,这不是报纸上遥远的消息。战死海疆的,有他昔日的同窗和学生。他痛苦到心惊手颤,书不成字,忧虑国运,甚至中夜起大哭。战事惨败、北洋水师覆灭、清廷屈辱求和,一桩桩压在这个海军教官的心上。
1894年11月8日,他给儿子严璩写信说,中国今日之事,坏在平日学问之非、士大夫心术之坏;他近来不问外事,得空多看西书,觉得世间惟有这种学问是真实事业,治国明民之道,舍此没有别的路。改变中国的念头,就在这些失眠的夜里生了根。
三、拿起笔来译书
1894年底,严复开始动手翻译一本英国学者赫胥黎的新书《进化论与伦理学》。他给这本书起了个中国味道的名字——《天演论》。据他长子严璩后来编的年谱记载,严复是1894年夏天战事起来后大受刺激,从此专心致力于翻译著述,先译赫胥黎这部书,未数月而脱稿。也就是说,1895年,初稿就译成了。
同一时期,严复还写下一系列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都发表在天津的《直报》上。在《原强》里,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翻译和写文章,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他想用新的道理,唤醒国人的国家和民族意识,让大家合群保种。
四、一本越改越厚的译稿
《天演论》初稿译成后,严复并没有立刻拿去出版。他花了长达两三年时间反复修改。初稿里夹着他自己的许多见解,后来在吴汝纶等人的建议下,他把译文中的译者观点删去,让译文忠实于原文,再另辟“复案”一栏,专门写自己的评论。今天读者看到的序言、按语、夹注,很多都是这样一层层加上去的。
严复在按语里讨论的内容极广:宇宙、生物、心理、伦理、政治、经济,几乎把这本小书做成了一部小型百科全书。他还给自己立下三条翻译标准——信、达、雅,意思是译文要忠实原意、表达明白、文字有文采。这三条标准,是在1898年正式出版的译例言里第一次写明的,后来成了中国翻译界流传最广的准则。
五、手抄本在路上
在那个印刷还不便利的年代,一部还没出版的译稿,是怎样流传的呢?靠手抄。《天演论》初稿译成后,先经历了两三年的手抄传播。1896年,吴汝纶、梁启超等人都已读到过手抄本。1897年,陕西学政叶尔恺赴任时,行李里也带着一部《天演论》手抄本。
陕西味经书院还依据流传到当地的手稿抄本刊印过一个本子,世称“味经本”。这个本子的扉页上写着“光绪乙未春三月”,曾让后来的研究者困惑不已,有人误以为那是刊印时间。其实那是抄本记录的译成时间——在交通极不便利的年代,手稿刚在天津译成,不可能同期就在千里之外的陕西刻印出来。
六、从报端到书册
1897年,严复创办了《国闻报》,它的汇编本叫《国闻汇编》。就在这一年,《天演论》的部分章节先在《国闻汇编》上发表了。读者不必等到完整的书册,就能先在报上读到这部译作的片段。又过了一年,1898年,《天演论》的第一个正式版本才出版。
从1895年译成初稿,到1897年见报,再到1898年成书,这部译作走了整整三年。它先在小圈子里被手抄传阅,再走上报端,最后装订成册。一条从私下手稿到公共读物的路,就这样一步步走通了。这也正是中国现代出版业刚刚兴起时的样子——商务印书馆要到1897年才创办,一切都还在摸索之中。
七、两种声音的错位
《天演论》并不是赫胥黎原著的简单翻版。这里有一层耐人寻味的关系:赫胥黎写《进化论与伦理学》,本意恰恰是对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满。他提醒读者,自然界的生存竞争规律,不能直接拿来充当人类社会的伦理规范。可严复推崇的却是斯宾塞的学说。
严复的解决办法是融通。他一方面赞成赫胥黎主张人不能被动接受自然进化、应当奋力图强;另一方面又同意斯宾塞所说的进化是普遍规律。他把两家的观点揉在一起,形成自己特色的“天演”学说,目的是用进化的道理反对保守思想,警醒国人,救亡图存。所以有人说,读者从《天演论》里听到的,不只是赫胥黎在说话,严复也在说话。
八、为“群”字下的功夫
这种融通,最清楚地体现在一个词的翻译上。赫胥黎原文里有个说法,讲人在国家完善过程中保持的理性状态,严复把它译成“群性”。在他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群;中国要在危亡关头活下去,就必须学会合群,用群体的力量一致应对外敌。
于是《天演论》里写下了那句有名的话: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严复还提出,人不能只等着自然淘汰,而要与天争胜。这些话既是翻译,也是他写给同胞的劝勉:世界在变,竞争无处不在,散沙一样的国家是站不住的,只有组织起来、奋发图强,才不会被淘汰。
九、风行全国的几个词
《天演论》正式出版后,很快掀起了传播热潮,在十余年中衍生出三十多个版本,社会进化论成为近现代中国的大众思潮之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词,从书页走进报章,走进通俗文章。王国维后来评论说,自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耳目,此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
它的影响有多大?邹容在《革命军》绪论里写道: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天演论》出版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个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鲁迅、胡适等众多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深受它的影响。
十、初稿究竟译于哪一年
这样一部重要的书,它的初稿究竟译成于哪一年?说来有趣,学界长期众说纷纭,有1895年、1896年、1897年、1898年几种说法,甚至有人提出1880年。分歧的原因不难理解:严复译成初稿后又修改了两三年,有些修改处标注着1896年、1897年的时间,容易让人误把修改时间当成翻译时间;有人把1897年见报的时间、1898年正式出版的时间,也当成了初稿译成的时间。
研究者对初稿年份仍有不同看法;本篇依据严璩年谱、书信和味经本线索,暂采用“1895年译成初稿”的说法。这段小小的悬案提醒我们:一部书的诞生,往往比它的出版日期复杂得多。
十一、一本小书的分量
回望这段故事,最动人的也许不是那些名词和年代,而是一个人的选择。严复本可以继续做他的学堂总办,教他的海军课程。可国难当头,他选择拿起笔,把一本讲进化的英文小书,变成中文世界里的一声警钟。他在译著案语里反复讨论国家民族的盛衰强弱之道,疾呼隐忧之大,难以尽言。
《天演论》告诉那个时代的读者:世界在变,竞争无处不在,不奋起就可能被淘汰。这道理未必处处周全,却像暗夜中乍响的警铃,让许多沉睡的人惊醒。从天津的学堂书房,到陕西流传的手抄本,再到全国读者的案头,《天演论》在随后十多年里不断传播,影响了许多读书人看待世界的方式。